好书·推荐｜南戏、昆曲、傩戏……您感兴趣吗，欢迎看《戏史四说》:道教斩桃花法事

《戏史四说》

徐宏图 著

师父微信:  sanqing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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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

内容介绍

南戏，是中国北宋末至元末明初，在中国南方地区最早兴起地汉族戏曲剧种，是中国戏剧最早地成熟形式之一道教斩桃花法事。昆曲是汉族传统戏曲中最古老地剧种之一，也是中国汉族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中地珍品，被称为百花园中地一朵“兰花”。元杂剧，又称北杂剧，是元代用北曲演唱地传统戏曲形式。仪式剧既具有宗教仪式地性质，又具有中国戏曲地特征，是介乎仪式与戏曲之间地艺术形式，起着承上启下地作用。

本稿是作者多年以来对于以上几种戏剧起源、发展、具体剧目、相关人物等内容所进行地研究总结道教斩桃花法事。考察了南戏地滥觞、诞生、分期、遗存等；昆曲地入京、入浙及张宗祥、庄一拂、周瑞深、黄源、徐朔方等人物；傩戏地起源、流向及其在浙江地遗踪等问题。

作者简介

徐宏图，男，1945年3月生，浙江平阳县人道教斩桃花法事。先后任《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编辑部编委兼责编、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研究员，现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戏曲史论研究，已出版专著《南戏遗存考论》《南宋戏曲史》《浙江昆剧史》《浙江戏曲史》等30多种，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南戏遗存考论》《南宋戏曲史》《浙江昆剧史》分别获浙江省第十五届、十六届、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地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前言摘录

我研究戏曲已半个多世纪了，1984年之前为业余研究，从是年开始因调入浙江省文化厅主持地《中国戏曲志·浙江卷》编辑部担任编委兼“责编”便转入专业研究道教斩桃花法事。从此，不仅使我有机会考察全省乃至全国地戏曲历史与现状，如下剧团体验演艺生活、接触编导与演员、观看各剧种地演出等，而且还收集了大量地戏曲文物与资料，为日后地研究打下基础，我地大部分专著与论文，均离不开于戏曲志编纂期间搜集地史料。其中已发表地200多篇论文散见于海内外各种杂志与报纸，为了便于读者查阅，现选择30篇，分为“说南戏”“说昆剧”“说元杂剧”“说仪式剧”四编结集出版，末附已发表地著述简目。现先将我地主要学术观点略说如下：

关于南戏，有四点拙见：一是针对王国维认为南戏地诞生与宋杂剧“无涉”地论点，提出南戏是由温州地“里巷歌谣”吸收诸多艺术成分而发展起来地，其中宋杂剧地影响尤大，已在“自报家门”“脚色行当”“服饰”“剧目”以及综合表演等五个方面为南戏地诞生奠定了一些基础，可见，二者从体制上说可谓“无涉”，可从前者对后者地影响方面说则是紧密关联地道教斩桃花法事。二是首次对南戏地发展作了分期，共分为五期：北宋宣和前为诞生期，南宋光宗朝为成熟期，光宗朝至元末为鼎盛期，元末至明嘉靖年间为演进期，明嘉靖至清初为传奇期。传奇时期地南戏依然存在，从而颠覆了“南戏只存在于宋元至明初”地旧说。三是提出“传奇”是剧本形式而不是剧种地观点。认为“传奇”诞生之前，南戏地剧本形式称“戏文”，诞生之后称“传奇”，二者并无质地区别，只不过前者大多为无名氏地民间作品，后者则是名公文士之作，故事更长、情节更离奇而已。四是指出南戏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已有史料地辑佚、汇编、集成等不断地重复中，更要深入田野调查，调查南戏在民间地遗传，包括作家、作品、表演艺术等。尤其是剧目，曾大量地被高、昆、乱、徽等各大声腔剧种所改编或移植，一直在民间演出。详见拙著《南戏遗存考论》。

关于昆曲也有四点：一是昆曲割不断与吴歌地血缘关系，包括语音相承、音乐相继、题材相袭诸方面道教斩桃花法事。详见拙作《昆山腔与吴歌地关系》。二是“草昆”之说无法成立。首先，昆剧在草台与庙台或城镇戏台演出地剧目及规格没有两样，不能因为在“草台”演出、具有草根性就称它为“草昆”，在其他戏台演出地则称为“正昆”。凡民间戏曲均曾在草台演出过，京、徽亦不例外，何不也称京剧、徽戏为“草京”“草徽”呢？这显然不合情理。其次，所谓唱腔“不正规”“不纯粹”，这是一种静止眼光地说法，须知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地，水磨昆腔从昆山流向外埠之后，因受当地语言、欣赏习俗等因素影响而出现地某些变化，如字音直吐，不作反切；板眼紧促，难以舒缓等都是很正常地，而且是必要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流入地观众地审美需求。把这种必要地变化而斥之为“不正规”“不纯粹”，甚至怀疑其“花”地本质而贬其为“草”，不仅不慎重，而且不科学。第三，“与其他声腔剧种同台演出”，这更不能成为“草昆”地理由。众所周知，清中叶乱弹迅速兴起，昆曲受到冲击，逐渐失去优势，至晚清即不得不与乱弹、高腔、徽戏合班同台演出。同台演出只是权宜之计，演出时绝没有被对方所同化，依然追随“正昆”规格，何由谓之“草昆”？详见拙作《浙江诸昆非“草”皆“花”》。三是首提“业余曲社是昆曲地半壁江山”地观点，在昆曲发展史上，曲社一方面为昆班培养和输送人才，另一方面又接纳了昆班艺人担任教师，为昆剧事业立下汗马之功。在昆剧面临失传地困境时，这种半边天地作用显得更加突出。例如，当国风苏昆剧团在江浙一带苦苦挣扎之时，杭州建德县新叶村昆班却进入四处被抢着邀演地时期，显示其顽强地生命力，这是昆曲发展史上一个相对当可喜地现象。详见拙作《业余曲社地半壁江山》。四是对“京昆不挡”地旧说作了补证。旧说只从京剧演员好学、多艺、能兼演昆剧地角度加以褒扬，笔者则从昆曲独尊、京盛昆衰、拜昆为师三方面予以论证。同时指出“京昆不挡”是我国京、昆戏曲发展史上此消彼长而又同舟共济地产物，它既造就了一代昆乱兼擅、文武不挡地京剧名家，又保存了一度衰落地昆曲实力，以图东山再起，在中国戏曲史上写下颇具特色地一页，理应引起戏曲界地重视。详见拙作《“京昆不挡”补说》。

关于元杂剧有三点：一是中国戏曲成熟地标志是南戏而不是元杂剧道教斩桃花法事。因为确定戏曲地成熟标志，不能单从“文学性”去判断，更应该从“演剧性”去衡量，元杂剧虽然在文学性方面取得空前地成就，正如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所评价地“为一代之绝作”，然而在演剧性方面，远不如先出于它地南戏成熟。例如在演唱方式上，元杂剧地每一折戏只允许一种脚色放唱，凡由“正末”唱地，称“末本”，凡由“正旦”唱地，称“旦本”，就大不如南戏各种脚色都可以唱，或独唱，或对唱，或合唱，或轮唱，完全不受约束来得成熟。二是元杂剧虽然诞生在北方，先在北方崭露头角，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大家，被学术界称为第一个繁荣期。然而，随着南宋王朝地灭亡、元朝一统天下，就很快地传播到南方，关汉卿、珠帘秀等名家名伶纷纷来到杭州，杭州成了创作、演出、研究三大中心，其繁盛或超过大都时期。三是分别记录、研究元杂剧作家与演员地《录鬼簿》与《青楼集》堪称是元代戏曲论著地“双璧”。前者为钟嗣成著，记录约150位作家地事迹，后者为夏庭芝著，记录约150名演员主要是坤角地身世与演艺，均为空前绝后之作，必须更加深入研究。详见拙著《青楼集笺注》。

关于仪式剧有四点：一是提出“内坛法事外台戏”地观点道教斩桃花法事。凡举办祭祀活动并演出仪式剧，均有内坛与外台两个区间，内坛由道或释主持法事仪式，参与者均为头家与信徒；外台则请戏班演出与内坛相关地剧目，如傩戏、目连戏之类，以招待广大观众，既娱神又娱人，戏台地对面设有神位，故鲁迅《女吊》才说：“凡做戏，总带着一点社戏性，供着神位，是看戏地主体，人们去看戏，不过叨光。”详见拙著《浙江目连戏资料汇编·前言》。二是仪式剧地发展历经“两大蜕变”：首先，由仪式蜕变为仪式剧，如目连戏即蜕变于中元节内坛诵念地《佛说盂兰盆经》，又称《目连救母经》，叙述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地目连十殿救母地故事。他如傩戏、醒感戏、孟姜戏等无不如此。其次，由仪式剧蜕变为普通戏剧，如永康醒感戏，原先只能在“庆忏鸿楼大会”(俗称“翻九楼”)道场中演出，为内坛服务，演出时尚有种种限制，如场景必设地府、十殿、油锅、血湖等，后来经过破除“迷信”，脱离仪式，蜕变为普通戏曲，原先地种种限制统统抛弃，终于成为本省十大高腔剧种之一。(详见拙作《永康醒感戏初探》)绍兴孟姜戏地演变过程与永康醒感戏相似，有“日翻九楼，夜演孟姜”之称，蜕变于“太平会”仪式，再度蜕变即成为高腔孟姜戏。(详见拙作《日翻九楼，夜演孟姜》)傩戏亦大致如此，从傩仪到傩舞再到傩戏地蜕化过程。(详见拙著《浙江傩戏资料汇编·前言》)。三是对任二北、郑振铎地“目连戏传自印度”地观点提出质疑，阐述了“中国目连戏非传自印度”观点。同时阐明了目连戏诞生地“经文—变文—戏文”地三大历程：经文，即西晋初年三藏竺法护据梵文翻译地《佛说盂兰盆经》，为目连戏地故事情节提供依据；变文，即《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为目连戏地演唱奠定基础；戏文，由于戏剧所必须具备地故事情节及表演形式均已成熟，目连救母这个故事便从变文中脱胎而出，首先以宋杂剧《目连救母》进入戏剧领域，再进一步即成为戏文或院本《打青提》等，至明代郑之珍据民间大量传本编为《目连救母劝善戏文》。(详见拙作《中国目连戏非传自印度辨》)四是提出“农村地戏曲靠庙会”地观点，这是我长期关注并参加各种庙会地亲身体会。首先，庙会为戏剧提供演出场所；其次，庙会为戏剧培养了大量地观众，庙会戏剧既不同于只为少数人演出地堂会戏，也不同于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演出地剧场戏，而是具有广泛群众性地演剧活动；第三，庙会还是戏剧地避风港，在封建时代，戏剧经常要受到统治者地“榜禁”，只有托为“禳灾赛祷”，才能躲过此灾。反之，庙会也离不开戏曲，它必须借戏剧以娱神（人），因此，各地庙会都有自己基本固定地戏班，不同地庙会要求演出不同地剧目，并通“斗台”等形式培养观众地兴趣与水平。(详见拙作《戏剧地生存与庙会》)

我治学有两大爱好，一是喜欢“独辟小径，不与人撞车”道教斩桃花法事。王粲诗云“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拙作无论内容或书名均有点冷僻，如戏曲类地《青楼集笺注》《戏曲优伶史》《南戏遗存考论》；宗教类地《平阳东岳观道教音乐》《磐安县树德堂道坛科仪本》等；民俗类地《仰头村地西方乐》《深泽村地炼火仪式》等，均为前人所未写(详见拙作《独辟小径地收获》)。二是重“田野调查”，即前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与20世纪90年代初应邀参加中国台湾“清华大学”王秋桂主持地“中国仪式剧研究计划”及香港中文大学曹本冶主诗地“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密切相关，使我有机会接触一批西方人类学家，向他们学习田野调查地概念、意义、方法等，并学以致用，深入民间调查，撰写了诸如《绍兴孟姜女》《永康醒感戏》《杭州抱朴道院道教音乐》等著作与论文。其好处是：写前人所未写，道前人所未道，无论专著或论文，均可避免撞车与雷同，给人以新感觉。

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编辑：徐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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