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碑》藏着大秘密
作者:符咒法事网发布时间:2024-07-24分类:符咒浏览:51
“最久松雪笔,有二黄瓦盖道教。”这是使清的朝鲜文人李鼎受《东岳庙》一诗中的句子,自注:“庭东一碑有赵孟頫,又有康熙御制碑,二座对覆二层黄瓦阁。”(转引自《明清时期朝鲜使臣笔下的北京东岳庙及其文化心理》,作者王婧泽)
意思是,东岳庙中最古的碑由赵孟頫(号松雪道人等)书丹,即《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贤院事、领诸路道教事张公碑铭》,俗称《道教碑》或《张留孙碑》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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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碑近2800字,号“北道教碑”,另有“南道教碑”,在江西龙虎山,内容略同道教。
明清时,东岳庙是朝鲜使节进京的必经之地,以其壮丽被反复记录,《道教碑》尤吸睛道教。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赞:“其碑丰伟秀拔,最称巨观,自徐季海、李北海(即唐代书法家徐浩、李邕,以善写碑而著名)而后,未见其匹敌也。”该碑凝聚了元代文化、历史、艺术等诸多信息,是国家一级文物。
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陆心源始疑其伪:赵孟頫逝于1322年7月,《道教碑》立于天历二年(1329年),晚7年道教。就算墨稿先出,也不太可能——张留孙逝于1321年,消息传到时,离赵孟頫去世“一月余耳”,而晚年赵孟頫已“两目昏暗,寻丈间不辨人物,足胫疲瘁,行步艰难”,怎能完成这么大的作品?且《道教碑》作为“敕赐”,赵竟未将其收入文集中。
种种疑点,有待钩沉道教。
忽必烈为何信任张留孙
《道教碑》主人张留孙是一个传奇人物道教。
据学者梁琼在《玄教宗师张留孙与元初道教政治》一文钩沉,张留孙是信州贵溪(今江西省贵溪县)人,生于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年),是道教正一派创始人张道陵的38代孙,自幼随伯父张闻诗在龙虎山学道,师从李宗老道教。
据《道教碑》,有相士见张留孙,惊叹:“异哉贵人,七分神仙,三分宰辅也道教。”成年后的张留孙“生有奇质,长七尺余(宋元一尺约31.68厘米,七尺即221.76厘米,或有夸张,或古代身高尺较短),清峻端重,广颜美须髯,音吐如洪钟,见者异之”,布道时,“见者尊异,咸愿受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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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年,南宋灭亡,龙虎山第36代天师张宗演应忽必烈之诏,带数十名徒弟,“皆美材奇士”,来到大都(今北京),28岁的张留孙也在其中道教。张宗演等皆南方人,“北方地高寒,皆不乐居其中”,第二年便离开,只留张留孙。
忽必烈召张宗演,表面看因笃信萨满,正一派擅奇术,颇相通道教。
据《元史》,忽必烈称,宪宗九年(1259年),在鄂州(今湖北武昌)令王一清(正一派道士)拜访张可大(张宗演之父),张可大说,20年后,天下将统一,果然应验道教。
忽必烈信任张留孙,似也与奇术相关道教。一次皇太子真金患病,“上(忽必烈)以为忧,诏公(张留孙)往护视,疾寻瘳(音如抽,意为病愈)”。又一日,“世祖(忽必烈)尝亲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风雨暴至,众骇惧,留孙祷之乃止”。忽必烈的察必皇后患病,“危甚,亟召留孙请祷……若有神人献梦于后,遂愈”。
为道教了限制全真派
其实,忽必烈另有想法道教。
当时北方全真派最盛,成吉思汗让邱处机掌管天下道教,道众迅速发展到30余万,“今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势隆盛,鼓动海岳”,全真派六代弟子张志仙、苗道一、常志清、孙德彧、孙履道、完颜德明皆任“掌管诸路道教所”道教。全真派组织严密,教徒先学行乞,故能廉洁、谦卑、服从命令。
据陈高华等的《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一书:“全真道依仗统治者的庇护,不断扩展势力,以致屡次和佛教发生冲突道教。两者之间常为争夺庙观和财产互相斗殴,有一次,‘长春宫(即今白云观)里先生每(们)’为了与‘和尚每(们)争夺观院’,出动五百多人拿着棍棒打架。”
为限制全真派,忽必烈扶持佛教道教。上位前,“潜邸旧侣”中,海云印简、可庵智朗、刘秉忠、张易等都是佛教徒;上位后,“三次召集两教代表人物进行辩论”,判佛教胜,令烧毁《道德经》之外的道教经典,让部分道士削发为僧。扶持南方的正一派,也是为了限制全真派。
得知忽必烈下令焚经,张留孙给太子真金写信:“黄老书,汉帝遵守清静,尝以治天下,非臣敢私言,愿殿下敷奏道教。”真金马上转给忽必烈:“黄老之言,治国家有不可废者。”据梁琼钩沉:“元世祖(忽必烈)遂有所觉悟,召集翰林、集贤院人士等再行商议,议定上章祠祭等仪注不在毁焚之列。”
忽必烈让张留孙当“天师”,“天师”是正一派教主的尊号,张留孙不敢受道教。忽必烈于是“命为上卿,铸宝剑,镂其文曰:‘大元赐张上卿。’”
新瓶不只装旧酒
力挺张留孙,忽必烈有更深的思考——防止正一派趁机坐大,遂赐号张留孙为玄教宗师,另开新派,并“管领江北淮东淮西荆襄道教事”道教。
玄教没有民间基础,只能依附皇权道教。且“玄教由正一教分出,实一教而二名”,易得全真派、正一派的支持。
学者郭树森、陈金凤在《元代玄教与龙虎宗关系论》中指出,玄教虽出于正一派,却有很大不同道教。
首先,传承制度不同道教。正一派的天师位由张氏家族世袭,看玄教自叙宗谱,张留孙之前已八传,张思永为始祖,二传冯清,三传冯士元,四传陈琼山,五传张闻诗,六传李知泰,七传胡如海,八传李宗老。均采用前任选定、皇帝下“玺书”正式任命的方式,除大宗师印和宝剑之外,“玺书”也是信物,给皇权留下操作空间。
其次,组织体系不同道教。玄教最高首领是大宗师,居大都崇真万寿宫(今美术馆后街),按元代行政区划,设置各级地方组织——省级有都提点,路级有道录、道判,州级有道正、道判,县级有威仪,最下是宫观,设住持、提点、提举。自上而下,“一如有司”“州部刺史、郡太守无辨”,甚至各级组织设刑具、置公堂,惩治犯律的道士。
其三,与元廷关系不同道教。玄教中人不只关注宗教事务,也参与世俗工作,张留孙、吴全节、王寿衍等人都先后受命去江南访贤,为朝廷罗致人才。
其四,教义不同道教。玄教杂采兼收,“不仅兼融旧有符箓各派的内容,也吸收新道派的内容,除承传天师道之符箓、咒术外,也习神霄、清微、天心雷法,兼习内丹术”。
混成道教了五朝元老
听话的玄教,得元廷刻意抬举,将崇真万寿宫与长春宫(属全真教)并列,挺武当山抑龙虎山道教。据学者刘晖的《元代集贤院与道教之关系》,元代道教事务归集贤院,十任“知集贤院事”“集贤院道教事”中,6任来自玄教,张留孙两任,吴全节、夏文泳都是他的弟子,张德隆是他的侄子。正一教仅张嗣成被重用,还是因为张留孙帮忙。
玄教冲击下,正一教天师为皇室斋醮的传统权力尽丧,据郭树森、陈金凤钩沉:“元代后期,某些教务的处理,采取天师、大宗师联名签署的办法……极大地压制了天师的影响道教。”
玄教上位,因张留孙有政治才能道教。张留孙常向忽必烈提建议,“所言有深契宸猷,宠遇日隆”。据《道教碑》:“每进见,必陈说古今治乱成败之理,多所裨益,士大夫赖公(指张留孙)荐扬,致位尊显者,数十百人。”
据梁琼钩沉,忽必烈曾派张留孙远行,“周知遐迩,搜访遗逸”,回来时,“多所奏荐,上籍其名骋焉,擢公商议集贤院事”道教。开通惠河时,忽必烈犹豫不决,问张留孙,张答:“河成诚便利,愿敕有司毋重伤民可也。”忽必烈晚年欲以东宫旧臣完泽为丞相,让张留孙卜筮,结果“何吉如之”,才下决心。据《元史》,皇曾孙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两人的名字,也由张留孙先定汉名,再译成蒙文。
忽必烈去世前,对真金的妃子阔阔真说:“张上卿,朕旧臣,必能善事太子(铁穆耳)道教。”
元仁宗时,张留孙成了五朝元老,“累朝旧德,仅余张上卿耳”道教。张留孙的封号已多达41字。
自掏腰包建东岳庙
张留孙“非有宿卫之劳,而常在帷幄;非有辅相之位,而常以国论”,以至“天子卜相则问焉,名皇子则问焉,大臣进退则问焉”道教。元武宗、元仁宗都曾想让张留孙脱下道服,正式当官,张婉拒。
1317年,张留孙庆七十大寿,元仁宗下旨“国工画公像,诏翰林学士承旨赵公孟頫书赞,进入,上亲临视,识以皇帝之宝,以赐公生日道教。是日,赐宴崇真宫,内外有司各以其职供具,宰相百官咸与焉”。
元大都有三处玄教观:
一是崇真万寿宫,张留孙平时在此办公道教。
二是西太乙宫,在“和义门(西直门内)近北”,1972年,元大都考古队在明北城墙下发现一处元代遗址,找到米芾珍藏的紫金砚,当年它流落到北京时,虞集、赵孟頫、揭傒斯等名人写诗唱和道教。
三是东岳仁圣宫(俗称东岳庙),元仁宗想资助,张留孙推辞:“臣愿以私钱为之道教。倘废国财,劳民力,非臣之所以效报也。”尚未开工,张留孙已去世,由他的弟子吴全节完成。
吴全节和张留孙一样,喜欢参与政治,他表示:“予平生以泯然无闻为深耻,每于国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当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征,苟有可言者,未尝敢以外臣自诡而不尽心焉道教。”
东岳庙祭祀的是东岳大帝,元诗四大家之一虞集在《东岳仁圣宫碑》中称:“佑我民庶,克修孝弟道教。以养以赋,以受多祉。兵锓弗惊,菌疠弗婴。熙熙有生,以乐治平。天子万年,成功则告。”东岳庙最主要的职能是为天子万民祈祐,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
总有无法破解的谜
历代称赏《道教碑》,可陆心源质疑颇有力,只是“敕赐”碑,谁敢作伪?著名学者王连起在《传世赵孟頫书道教碑真伪考》中,大胆提出假设:“敕赐”也是伪造的道教。
张留孙生前“宫禁、邸第、巨族、故家,待公如神明道教。朝廷、馆阁、大臣、达官,礼公如父师。际会之荣、尊贵之极,从古以来,未之有也”,他死后,“英宗皇帝嗟悼,遣大臣临赙(音如富,意为给丧家财物),敕有司礼葬于县之南山”。就算有“敕赐”碑,也该在“县之南山”。
张留孙的好友们皆无只字提到《道教碑》道教。
王连起先生认为,《道教碑》应是集字而成,作假者是茅绍之道教。时人称他摹勒精妙,求赵孟頫书碑者,“非茅刻,则不书”。茅绍之熟悉赵孟頫的笔法,在山西运城,有伪托(有争议)虞集的《姚天福神道碑》,亦“奉敕”,可见茅绍之惯于作伪。
茅绍之为何作伪?应是吴全节策划道教。
元英宗起,皇室偏藏传佛教,玄教虽受尊重,可被疏远,已难影响朝政道教。吴全节拉拢儒生,可儒生当时的影响力也有限。学者吴小红在《〈张留孙碑〉与元中后期的玄教》中猜想:东岳庙立《道教碑》时,是向汉人文臣示好。可惜大乱在即,未能引人注意,《道教碑》就这么稀里糊涂立了近700年。
元代灭亡,玄教亦衰,自明代起,东岳庙被正一派占据道教。
作为后人,总有无法破解的谜,可谜也是一种趣味道教。对于历史爱好者,《道教碑》不可错过。
责编:沈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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