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君厉：学习“家风”“家规”发挥儒家“外王”作用:供道祖

“道”在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中，无疑是个最为崇高的概念供道祖。有天道、有人道，人道之中又有个人修身之道、人与人相处之道等等。“家道”在儒家文化中究竟是个什么位置呢？儒学经典《大学》阐释的“八条目”显然阐释得极为明确：如果说修身之前的条目，重点在于一己之内修、闇修，那么从“齐家”开始，将是儒家所谓“外王”事业的起点。也就是说，“外王”之用，一个人的内外在生命意识之体用，其实已经在家庭中展开，并且与更为扩大的“治国、平天下”实践紧密关联。“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孔子的学生有若甚至把家道之根本的孝道，看成是一个修养有成者的基础性工作。本期“儒学齐家之道与当代家庭建设专栏”分别刊登了大陆、香港、台湾三位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的精当论述。儒家要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发挥其“外王”的作用，必须关注它与商业之间在历史上就一直存在的“张力”。的确，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发育得并不完善，尤其是出现了金钱至上、道义滑坡的现象，儒学之中究竟有什么资源可以对此提出对治的方法？作为儒商之祖的子贡，在《论语》中不可有和乃师孔子诸多精当的对话，而其在经商方面的实践，亦为儒家学术思想延伸于商业活动提供了绝佳的例证。从这一儒家的“源头活水”上，不难得出它对今天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期即在“子贡儒商研究专栏”中，为大家奉上“子贡与儒商精神”、“儒商之祖子贡的五大精神遗产”两篇佳作。儒学在历史上发挥“外王”作用，确与其一贯处于主导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关联。毫无疑问，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可由于它在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未能对时代的变革焕发出相应的主要引导功能，从而退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时至今日，当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际，一定要在意识形态层面处理好它与它与外来思想的关系，在现实层面切勿再发生大的碰撞和冲突，才能携手并进，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价值的支撑。（原文刊载于《中国儒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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