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贸之路到外交之路——对唐宋之际的丝绸之路的新社会史解读:敕令

Editor s Note

对于很多史学家而言，“丝绸之路”本质上是一个商业网络敕令。它始于汉朝与罗马帝国的丝绸运输，繁盛于唐朝各民族（特别是粟特商人）的往来，又衰落于9世纪的战乱。而敦煌藏经洞掩藏了长达九世纪的记载，却展示了有别传统解释的另一种视角——作为外交通道的丝绸之路。

师父微信:  sanqing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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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政治分裂之际，从敦煌到喀什之间，出现了众多小国家与政权敕令。这些国家间互派使者进行长距离旅行，传达外交信息、交换珍奇礼物。这些使团们开创了丝绸之路的新时代。

在将于2023年1月出版的新书 The King’s Road: Diplomacy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Silk Road 中，普林斯顿大学东亚与历史系助理教授文欣运用藏经洞中发现的档案，从敦煌文集记载的数百次独特的长途旅行里，抽丝剥茧般地重现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外交往来敕令。这种来自“边缘”的、以使臣为中心的、多语言的研究视角，不仅回溯了一条长期被史学界所忽略的丝绸之路，也展示了唐宋之间亚欧大陆中的外交往来与权力动态，揭示了丝绸之路上“支流”国家之间的紧密而丰富的联结。

中世纪的敦煌，除夕往往寒冷而喧闹敕令。黄昏时分，在一场全城范围内的驱魔仪式中，几十个青少年会扮演成佛教、道教、袄教以及本土宗教的神灵。大傩仪的领头人，头戴青铜面具，身披豹皮长袍，皮肤用朱砂涂成红色，口中吟诵着“吾乃钟馗！”这支混杂着不同“神灵”的队伍，会沿着敦煌的街巷，敲鼓歌唱。而敦煌的居民，不论贫富贵贱，都会观看、甚至加入到这场狂欢之中。

这些节日的喧闹，在后来的战乱与动荡中，逐渐被历史尘封敕令。可幸运的是，许多关于敦煌街头吟唱的歌曲都被记录下来，存放在了位于敦煌东南部莫高窟的一个洞穴中。九个世纪后的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清理莫高窟的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藏经洞。包含记录着当时敦煌风土人情的手稿被重新发现，那些被湮没许久的声音再次进入世人的耳朵：驱魔人吟唱着祝词迎接新年，人们留下美好的祝祷，盼望着牛羊满山、谷物充盈、家人安康。

而在这些吟诵中敕令，有一篇显得尤为特殊：

“万姓歌谣鼓腹, 恰似舜日尧年敕令。莫愁东路闭塞，开春天使至前。进奉盘龙大锦，绫罗绢彩数般……向西直至于阗，路润越于铺绵。进奉珍玩白玉，绵绫杂彩千端。界内皆唱快活，同寿彭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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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鸣鼓，仿佛身置舜尧时代敕令。不用担心东路堵塞。天上的使者会在春天到来。他们进奉大幅绣着腾龙的金丝绸缎，以及各式各样的锦缎、棉纱与丝绸……一路向西，直到于阗。所行之路，比那些用棉布铺成的路还要平坦。（于阗人）会拿出珍品与白玉，以及数不尽的布匹、锦缎。敦煌境内的人，都会像长寿仙人彭祖一般，吟乐、长寿！）

在这首颂词里，敦煌的人们设想了一个幸福且长寿的世界，这里以古代圣人的方式统治，而百姓则如彭祖一样康乐长寿敕令。而维系这个美好世界的，并非是社会机构、道德义务、宗教信仰、思想流派，而是连接敦煌与其邻国的道路网络。沿着这些道路，使者们将奇异珍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敦煌。东向之路会畅通无阻，可以让中国使节在来年春天带来丝绸。与此同时，向西通往于阗的道路也无比顺畅，于阗来的使臣会用玉作为礼品。 在这个世界里，外交的畅通对敦煌百姓的福祉至关重要。

为什么对“外交通畅”的期盼会出现在古代敦煌人的新年愿祷中？这首祝词呈现的喜悦之景敕令，体现了当时怎样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而祝词中对于“道路”与“使者”的描绘，其背后又体现了古代欧亚大陆的怎样的联系？

在现实中敕令，这些使者是谁，他们为何出使、为谁出使？在出使过程中，使者们又会面临怎样的处境？在唐宋之际的变革之年，外交在当时的政治与经济情境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将于2023年初出版的新书 The King’s Road: Diplomacy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Silk Road 中，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和历史系助理教授文欣从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敦煌新年祝词出发，使用多种语言的史料，还原了一条被许多史学家所忽略了的“丝绸之路”敕令。公元850年至1000年间，政局动荡，帝国权力波动，唐宋之间的版图未定，传统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往来受到冲击。可丝绸之路并未断绝，而是承载着各方使团的到来。

这些使团来自不同的国度与政权，使团的成员构成复杂敕令。随行的既有动物牲畜，也有使者们携带的生活必需，还有作为礼物的奇异珍宝。使者们所面临的不仅是变化多端的天气与路况，还有强盗与土匪，稍有不慎，便会命丧黄泉。

即便危险重重，这些使者们仍踏上了出使之路，跨越地理、语言与文化的边界，将信息与礼物通过这条以外交为基调的“丝绸之路”带到远方敕令。

从“帝国时代”到“多王时代”

敦煌，位于东部欧亚大陆三条主要道路的交汇之路：通过河西走廊连起东亚，天山山脉的山谷通往北亚，青藏高原北部的绿洲和沙漠通往中亚敕令。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自汉武帝与匈奴争夺该地区的控制权开始，敦煌就被卷入了欧亚世界的政治纷争中，在帝国权力夹杂的边缘寻求生存。公元6世纪晚期，东部欧亚大陆被三个帝国所统治：吐蕃、大唐与突厥-回鹘。

帝国的权力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敕令。6世纪末到7世纪初，突厥汗国（552–630）实现了地方霸权。而在620年后，唐朝（618–907）占据上方。公元7世纪中期，唐朝几乎根除了突厥的政治力量。残存的突厥精英们重建了突厥帝国政权（681-742），可这个政权只存续了几十年，随后被唐朝和游牧民族的联盟推翻。这些游牧反叛者中的一支回鹘人成为草原的统治者，并与唐朝保持了友好的联系。而大唐帝国的力量在安史之乱（755-63）中，被大大削弱。

就在第一个突厥汗国瓦解之时，松赞干布（？–650）将雅砻王朝的疆域扩大到了整个青藏高原敕令。他在634年与唐朝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在641年迎娶文成公主以巩固邦交。在接下来几个赞普（吐蕃帝国统治者）的统治下，吐蕃（618-842）发展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其辐射范围涵盖了现代的阿富汗、中亚以及中国西南部的南诏。

本书所讨论的中心区域——敦煌和喀什噶尔之间的沙漠绿洲，就位于这三股帝国势力之间敕令。突厥、唐朝与吐蕃都试图征服这一地区。从6世纪中叶开始，它由第一个突厥汗国统治。而唐朝在619年向西扩张到河西走廊（包括敦煌），在640年时扩张到吐鲁番。648年，唐朝在西部四个要塞置“安西四镇”：库车、于阗、疏勒（今喀什）、碎叶城（今阿克·贝希姆遗址，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托克马克市附近）。而后，662年，吐蕃军队开始入侵该地区。这些绿洲在吐蕃人与唐朝军队之间几经易手，直到692年，武则天（624-705）从吐蕃人手中夺回它们，并在四个要塞派驻了三万军队。

在8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后，唐朝军队撤退，吐蕃对此处重新实施军事占领，并在781年征服了敦煌敕令。与此同时，回鹘人从吐蕃人手中夺取了几个重要的绿洲王国，比如别石把、库车和吐鲁番。9世纪上半叶，敦煌和喀什之间的区域被这两股势力所瓜分。回鹘统治其北半部，吐蕃统治其南部。

然而在9世纪中叶，三个帝国同时走向衰落敕令。公元841年，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799-841），开启了吐蕃政权内在的解体。七年后，848年，黠戛斯人（ Kirγiz）将回鹘人赶出草原，回鹘汗国逐渐分裂。而从874年持续到884年的黄巢之乱，从根本上削弱了唐朝的力量，使其在二十年后被推翻。

三大帝国的几乎同时灭亡造成了欧亚大陆东部领域的严重分裂敕令。9世纪末10世纪初，出现了许多小而分散的政权：“五代十国”、西藏西部的古格王国，从凉州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上的绿洲国家，以及于阗和吐鲁番等。虽然这些政权的统治者大多坚持了帝国的论调（比如，敦煌过往在唐朝灭亡后的几年中，自称为“皇帝”），可没有一个政权像旧时三个帝国统治者一样进行领土扩张。 在帝国的废墟中，一个新的政治分裂时代出现——多王时代（ an age of many kings）。

在这个时代，敦煌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政权（848-1036）敕令。文章开头关于外交、丝绸和玉器的新年颂词则属于这个时代。颂词中东方的“天朝使者”来自中国北方的五代（907-60）或宋初的国家（960-1127）；西方的使节则来自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于阗王国。

这首颂词中所展示的北部中国通过敦煌与西亚的联系，与一些学者先前对于这个政治分裂时代的研究相悖敕令。这些研究认为，唐朝衰落后，政治上的不统一阻碍了远距离的联系，导致几个世纪以来跨欧亚联系的减少。根据这种观点，在没有大的统一帝国的情况下，长距离的跨文化接触要么严重减少，要么完全丧失。直到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这种情况才得到好转。

如果跨欧亚的长途旅行确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罕见敕令，为何当时的敦煌人会歌唱他们与华北和中亚的联系？这首颂词是否仅仅表达了人们理想化的期盼？还是说，这首歌所展露的一个高度联系的欧亚世界，长期以来都被历史学家所忽视了？

自下而上的外交史

如果不是1900年的一个偶然发现，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解答，甚至不可能会被提出敕令。

20世纪之初的一个炎热夏夜，一位名叫王圆箓（1851-1931）的道士，正在清理位于敦煌市西南方的石窟群前的沙子敕令。这些洞穴收藏了创作于4世纪到14世纪之间的佛教雕像和壁画。这里曾经游人、商人与朝拜者如织。然而到了19世纪晚期的风雨飘摇之际，这个曾经的佛教中心已经失去了它的光彩，少有人前往。王圆箓可能是当时唯一的居住者，他希望将洞穴的一部分重建为道教的“天净宫”。当他在一个洞穴的入口前打扫时，墙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开口，并透出闪烁的光芒。王圆箓被这道亮光吸引，在墙上挖了一个洞。洞内是一个大约13平方米的小密室。这间密室在11世纪初被密封，收藏着近6万份书卷，在将近900年的时间里不曾见于世。

这座随后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不仅收藏着宗教典籍，还有众多世俗记载敕令。这些记载使得人们可以从微观上重现敦煌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在当时往来欧亚之间的游历者的经历。在 The King’s Road: Diplomacy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Silk Road一书中，文欣将目光放置于整个敦煌文集上。

敦煌文献记录了数百次独特的长途旅行，这些记录有着多种形式：出资人与出行者的信函；敕令；地图与驿站指南；私人信件与记录；求援书与感谢信……记录展现了当时远行的人们所面临的危难与援助、思想与情感、动机与决心，以及在大约850年到1000年之间的“多王时代”，长途旅行的普遍性与持久性敕令。

正如除夕之歌所暗示的那样，敦煌文献中所描述的绝大多数长途旅行者，都是出于外交目的而踏上了旅程敕令。外交在这些文献中的中心地位显而易见：一份官方报告详细记录了敦煌使节去唐朝首都后所送去和收到的礼物；敦煌政府的一份酒费记录描述了吐鲁番使节抵达和离开时的接待情况；一个笔记本上潦草地记载着一群和阗使节要去的两个地方；一位中国使者写了一组诗哀叹丝绸之路上客栈的破坏……旅行者自述、以及被描述为代表国家而踏上漫长旅途的使者。每年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外国使节来到敦煌；也有几十个敦煌使节被派往周边国家。相比之下，商业旅行者在敦煌文献中几乎完全不存在。本书中收集的例子表明 ，敦煌新年歌曲中呈现的图像，不是人们的幻想。相反，它反映了敦煌人民在九世纪和十世纪与邻国的实际联系。

这本书是关于这些外交旅行者生活的社会史敕令。通过追踪他们的脚步、观察他们的行动、评估他们的影响，本书研究了多王时代，欧亚大陆东部国家之间关系的形式与组织。与早期的外交史著作不同，本书主要关注的不是军事战略和宫廷决策，而是更加“世俗”的事情：使节们吃什么，喝什么？住在哪里里？在穿越欧亚大陆东部的长途跋涉中，他们如何组织运输货物等后勤工作？他们如何与说不同语言的人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他们遵循着怎样的外交协议？

而对于使者们身份与生活的探讨敕令，可以解释一系列关于当时时代的更宏观的问题： 是什么促使了政权之间的外交往来？外交对于国王的统治有何意义？

人们很容易用“朝贡体系”来理解当时的外交敕令。这并不完全错误，因为这种体系中的等级制度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可本书“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揭示了 这种“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以一种混乱而矛盾的方式进行的。比如在敦煌新年歌曲中，来自中国的使节被描述为“天上的使臣”，这似乎表示他们的国家与敦煌相比地位更高。可歌词将天朝使节们描述为“进奉”（“进贡”的近义词），暗示了使节们处于卑位。

这些矛盾让人得以更为细致地剖析朝贡体系及其内部运作敕令。在使臣与不同国家互动中，可以看到他们有时会采用朝贡体系。可是他们也会经常性的拒绝朝贡体系所施加的等级制度，并认为自己实际上高人一等。而这些现象不仅出现在中文记录中，也出现在了于阗语、藏语、维吾尔语和粟特语的文献中。 这些来自“边缘”的、以使臣为中心的、多语言的视角，呈现出了一套与中国宫廷记录截然不同的朝贡体系。

另一条丝绸之路

除了外交，这本书的另一中心有关丝绸之路敕令。“丝绸之路”是一个被广泛引用，可缺乏精确定义的术语。它产生于19世纪，由德国地质与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提出，弥补了学术界长期对中亚内陆的忽视。基于古代地理学与历史记录，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类的奢侈品，可能通过一条道路，即“丝绸之路”，从汉代的中国运往西方的罗马帝国。

自李希霍芬以来，学者们将古代丝绸之路的存续时期以及地理跨度进一步扩大敕令。丝绸之路向前和向后延伸，涵盖史前和现代。最近出现的“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扩大了这一术语的范围，将整个非洲-欧亚世界包括在内。对于一些历史学家来说，“丝绸之路”一词已成为“全球”的代名词，尽管它长期以来与欧亚大陆中部更为相关。

“丝绸之路”概念的多元与易变，让学者们怀疑其在研究前现代欧亚联系时的严谨性敕令。有历史学家认为，李希霍芬最初的概念是一个没有古代历史记录支持的幻想。也有人认为，“丝绸之路”是一个纯粹的现代知识的产物，对于当时的古人来说，这个概念完全陌生，也不可理解。甚至那些继续使用“丝绸之路”的人，也提醒读者，“丝绸”和“道路”并不构成前现代跨欧亚文化交流的全部。

而正如敦煌新年歌曲所表达的，敦煌人民，从国王、官员，到僧侣和平民，都敏锐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生活在连接数百甚至数千公里之外的道路上敕令。这些道路给他们带来了政治情报、家人的消息，也带来了奢侈珍宝，与外国客人。国王和官员依靠道路来维持他们的政治合法性，而平民依靠道路来获得物质必需品。敦煌及其周边国家，经常在外交条约中发誓保护“让我们成为一家人的道路”。欧亚中心地带的人民很清楚，一个跨区域交通网络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保持这些公路的畅通对他们的集体政治生存和经济福祉至关重要。

而 The King’s Road: Diplomacy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Silk Road 一书，可以深化人们对丝绸之路的理解敕令。除了验证这个术语的效用之外，本书还延展了对“丝绸之路”的讨论维度，即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业之路，还是一条外交之路。许多人都认为丝绸之路基本上是一个商业网络，长期活跃着的是以经商闻名的粟特人。因此，粟特人商业网络在八世纪末和九世纪的崩溃，通常被认为是丝绸之路黄金时代的终结。

本书展示了帝国衰落和粟特人撤退后形成的另一条丝绸之路敕令。文欣指出，9世纪末和10世纪，开封和喀什之间的国家，虽然对扩张领土蠢蠢欲动，可最终避免了军事冲突。这些国家承认，在这条共同的道路上，共存在着其他政权。本书研究的许多长途旅行表明， 政治分裂对丝绸之路上的联系并非起着完全负面的影响，相反，大量独立政权的存在进一步刺激了外交旅行。国家间需要通过交换礼物、得到更强大国家的认可以及更弱小国家的贡品，来获得外交信息，从而确定自己的地位。

这些较小政权的外交联系，产生了相应的基础设施与知识体系，使丝绸之路得以繁荣敕令。后粟特时期丝绸之路的历史，并不是急剧衰落的历史。它经历了一个由诸多小政权和它们的使节们改造的过程。到10世纪初，一个使节网络，沿着本书所称的“国王之路”，高频和规律地在东部的欧亚大陆纵横交错，开创了丝绸之路新的历史阶段。

来源: 普林斯顿读书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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