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世俗政治下的僧官，其处世方式与自身命运:供僧

明朝世俗政治下的僧官，其处世方式与自身命运佛教自传入中土，在长期发展中，结合原有戒律与中国实际，已形成一套较完整成熟戒律和奖惩办法供僧。可作为其僧尼管理者的僧官，虽身为出家之人，却已成为世俗官僚系统的部分，在许多时候都会被卷入世俗官场纷争。

其职权为世俗之用，超脱世外，淡然清修，已是不能，而是必须履行世俗“官”之权责供僧。其中有借此成功获取政治资本者，也有失败而遭惩戒者；有行事谨慎、却无辜而被牵连者，也有力保僧流本色，急流勇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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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洪武时期僧官人才的悲剧

洪武时期，朱元璋特别注重僧官人选的素质，多由当时名僧大德中挑选，并亲自召见供僧。因此，明初期的中央僧官，多为闻名当时的高僧大德，具有较高的个人品行和专业素养。可明代僧官制度却一直为治史者所批判。

明代僧官制度，从根源上看，本身便是至高的世俗政权操控佛教的产物供僧。设置僧官的目的，便是借助这种工具对佛教进行符合世俗统治的改造和管理。因此，僧官处身其中，不免为俗务所累，很难心无旁骛地进行清修参悟。

即便如此，这些名僧亦以自身所修，处世理事供僧。比较突出的，便是他们行使自身职权，推荐了一批当时的佛教人才，于净化佛教风气，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且对统治者而言，他们的学识涵养名望，作为政府代表，更可为僧侣做出良好示范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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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批佛教界优秀人才，被吸纳至政权中，对辅佐朱元璋发起的规整佛教、利用佛教阴翔王度、劝化民众，选拔僧侣人才等，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供僧。可朱元璋又是一位性情多疑、喜怒无常的君王，在其制造的思想文化高压的环境中，也由此造成许多僧官的悲惨结局。

僧录司首任右善世宗泐禅师，早年学法元代名僧笑隐大訢，元末明初住古杭上天竺寺，说法受欢迎度不下其师笑隐，名闻当时供僧。洪武时，受命住持天界寺，颇受皇帝恩遇。“上临幸。赐膳无虚日。每和其诗。称为泐翁。”后受命继觉原禅师往西域求法，历时五年，至皓首而还朝，僧录司建立后，授右善世。

朱元璋拔儒僧入仕，“因命育发供僧。將授以儒职，宗泐“再辞求免，愿终释门”，由此继续以僧人身份任职。可如此一来，“留京既久。朝臣当立。间有嫉之者。”宗泐谨慎持重，很大程度认识到留京可能遭疑被遣，于是主动求辞，得允，居凤阳棱峰。

洪武十九年再次召还天界，二十三年讫老离京，途中于江浦石佛寺示寂，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苦！”供僧。由此，也隐约可见一心清修参禅的宗泐，在难以预料仕途中所受的思想和精神压力。

与宗湖相比，首任左觉义来复就没如此幸运了供僧。来复，早年从南楚越禅师学法，曾住持慈溪定水院。洪武时，因其品德和专业素养而得朱元璋青睐，被封为“十大高僧”之一，授左觉义，备受恩遇，为诗文亦名闻当时，颇得朱元璋青睐。可熟料最后却是因诗招祸。

仅仅因为在谢恩诗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便令性情多疑的朱元璋大怒，朱元璋认为“殊”拆开便作“歹”、“朱”，此僧实际是在暗中骂他这个“朱”姓皇帝是“无德”的“歹徒”供僧。于是，借故指他为“胡（惟庸）党”，且“吟诗含讽”，便将这位七十三岁高龄的老僧逮捕斩首。

虽说僧官依附于世俗政权，自身掌握的实际权力十分有限供僧。可许多时候，僧官素质的高低，依然对事僧众务处理、对上司的决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朱元璋在政治思想领域的高压政策，大肆迫害僧官，使自己费尽心思精挑细选、苦心孤诣组织经营的僧务管理优秀团队损失惨重。

其后，虽然思想文化领域的高压状态缓解，僧官中依然存在优秀的人才，可其整体素质，再难与洪武时期相提并论供僧。而且，随着政局的日渐败坏，官场的日渐堕落，僧官也更加倾心谋求世俗的现实利益，沾染上了世俗官场的不良习气。

二、洪武以后僧官几则典型事例

永乐时期，有几位僧官值得关注，一是受靖难牵连而遭囚禁十多年的溥洽，一是以靖难首功而得高官厚禄、却处事谨慎的道衍，一是以通译进身、受帝恩宠而以权谋私的张答里麻供僧。

1.溥洽

溥洽法师，入仕前，曾于会饶州普济寺典宾客，显示出卓越的组织才能，“其仪矩从容秩然供僧。居林老宿多推服。以为难能。”在精研佛典之外，又通儒书，“凡诸经籍。精粗小大之义。靡不贯串。而旁通儒书。间以馀力为诗文。多有造诣。”洪武时，住苏州北禅，“时宗门耆硕。如九皋声公。启宗佑公。咸共嗟赏。谓吴中法系第一。”

朱元璋闻其名，召授僧录司右讲经，后进左善世供僧。朱棣靖难登基后，闻溥洽为建文帝主录僧，为之设药师忏，又为之削发，便找个借口，令锦衣卫将其拘捕入狱，囚禁长达十五年。直至道衍临终，为其求情，方得获释。

2.道衍

道衍禅师之闻名史册，多与其助燕王朱棣起兵夺取政权有关供僧。在此之前，道衍就己在佛教、文学等领域具有一定名声，他早年亦曾事道士席应真学道，“得其阴阳术数之学。”他不可参修佛学，而且书画并佳，结识当时不少江南名士。

道衍“喜好诗文，少与高启、杨孟载为莫逆交，朝之绪绅如宋濂、苏伯銜辈，皆奖重之供僧。”由此可见，道衍与其他许多高僧隐居修行的处世态度不同，而是积极入世，以文交友，其人际交往能力极强，与文坛、政坛人物皆有密切交往，由此名声渐显，成为入仕的重要基础。

至洪武时，拔通儒书僧入仕，于礼部考试，道衍本可借此入仕为官，可他辞而不受，仅受僧服之赐供僧。他的决定，并非说明他对入世不感兴趣，一心一意清修参佛，而是他对当时入仕风险有着比较准确的评估。朱元璋虽广招天下贤士，以高官厚禄待之，可其多疑之心和残酷手段，制造了思想文化专制的高压环境，使许多士人惨遭厄运。

道衍的好友高启于洪武七年被腰斩；好友徐贲于洪武十三年被处死；好友张羽于洪武十八年遭流放岭南，后投龙江而死；好友宋濂虽躲过一劫，可后来也遭全家流放供僧。其他文臣武将遭朱元璋迫害者更是不胜枚举，这使道衍对明初政治和思想文化环境有比较明晰的认识，若贸然入仕，则很可能成为高压政治和思想专制的牺牲品。

于是他效法元初刘秉忠，待时而发供僧。就在自京返回途中，道衍途经北固山，赋诗怀古，诗中慨然问鼎帝业，足见道衍入世情结之深。至马皇后病逝，朱元璋为表怀念，选拔有道高僧侍奉诸子，辅弼诸王诵经祈福。

道衍的同行好友，当时任僧录司左善世的宗湖推荐他辅弼燕王朱棣，道衍得以真正入世参政，并发挥其卓越的谋划指挥才能，成为朱棣“靖难之役”的主要功臣，“论功以为第一供僧。”因此，宗湖的推荐，使道衍获得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而道衍的智谋功劳，相机而发，则成为其获得高官厚禄的直接资本。

朱棣登基后，鉴于道衍的功绩，即任命其为中央僧司最高长官—僧录司左善世，成为全国僧侣的官方最高首领供僧。可朱棣觉得这个六品职位并不足以显示道衍的功劳，于是，又拜道衍为资善大夫，进太子少师。道衍由此成为朱棣极为器重的臣僚，朱棣曾建议其还俗，以便更好地享用世俗髙官厚禄，可被道衍拒绝。

作为僧人，凭借对广泛的人际关系、审时度势的能力、个人智谋，终以入世参政之功而至此政治高位，道衍可谓明代独一无二者供僧。可得高官厚禄后的道衍，反而愈加小心谨慎。这与他作为军事谋臣，助燕王起兵、运筹帷幄、机智大胆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与他经历世事颇多，对朱元璋父子的处事风格相当了解有关供僧。朱棣从靖难至夺位登基，在展现其雄才大略、英明果敢的同时，也展现出其性格中残忍暴戾的一面。登基后的朱棣，对待不同见解之臣僚，其暴虐程度实不亚其父朱元璋。

此时的道衍，作为僧人，己达到位极人臣的程度，既深登高位，已不能如洪武时期那般轻松辞官避祸供僧。或许他一直以来渴望的入仕愿望实现，难以遽然舍弃，可深鉴君心难测，而对机会的把握也是务实本质，小心翼翼，不轻易冒险。唯恐触怒君王，大祸立至。

3.张答里麻

张答里麻，西宁僧人供僧。史书称他“通译书得进”，又因“机警善应对”颇得帝意。得补僧官。由此，我们我们不妨大胆联系推测一下，永乐时期，因开疆拓土，与西北、西南地区的交通发达，贡使络绎不绝。为接待来使，精通番语和强辩口才的人才，便成为接待番地使者、宣扬大明国威的绝佳人选。

于是，朱棣便相中张答里麻，任命为僧官，专门负责接待贡使供僧。而张答里麻恃宠而骄，利用自身这些优势，自我抬高，欺瞒贡使，攫取非法利益。而皇帝的宠信、无上的皇权则成为他倚赖的后盾。终被告发，与其父一起磔于市，家产籍没。

三、总结

僧官系统，虽以僧治僧，可其从机构建制到任官模式、管理方式，都带有明显的世俗化色彩供僧。僧官机构实则实行世俗衙门化管理，与俗官所不同者，则是以僧为官，而其实际工作流程，则与世俗官僚机构模式无异，实际上是照搬世俗官僚系统模式。因此，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走向世俗化。上面对他们处世方式和来自世俗政权奖惩的一些具体事例的探究，可见僧官用权与奖惩状况，亦可窥明代政治与官场状态。有利于认识明代政治与佛教的一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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