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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夹缝中,年轻人开始做巫师:做法事

作者:符咒法事网发布时间:2023-01-06分类:法事浏览:125


导读:在广西南部壮族民间,将当地能够与仙对话的人称为魓末做法事。当人们感觉不舒服、发疯或者生病,就前去魓末家中拜师立坛,以期恢复。作者黄钰晴在2019年夏天,前往南宁实习,认识了左...

在广西南部壮族民间,将当地能够与仙对话的人称为魓末做法事。当人们感觉不舒服、发疯或者生病,就前去魓末家中拜师立坛,以期恢复。

作者黄钰晴在 2019 年夏天,前往南宁实习,认识了左江当地的“魓末”阿雷做法事。阿雷是在少年时期,出现“出仙”的症状,从而踏上修仙做“老师”之路。当地做魓末的年轻人不少,每次仪式都会聚在一起,互相帮忙,他们甚至发起了线上社群,互相分享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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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供佛用什么香帮别人上香供佛什么香比较好替别人上香有什么说法吗找人代替上香应注意什么供菩萨的香用什么好供佛的香哪几种供佛一般用什么香.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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魓末所做的仪式多被称为“天琴仪式”,原因在于魓末所使用的法器是用葫芦做成的天琴和铜环做法事。龙州县从 2007 年起开始为天琴文化申遗,却始终未能成功。直到 2018 年,事情开始有了变化。

今天单读分享黄钰晴的非虚构作品《夜班老师》的上篇,本文是 Matters Lab 与文艺复兴基金会发起的「在场·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的第二季获奖作品做法事。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无可避免地走进同一模式的浪潮,关于人们的职业、传承和命运,依然有故事可讲。在震耳欲聋的喧嚣中,需要留下所有在场的声音。

夜班老师

—— 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夹缝中做巫师(上)

撰文:黄钰晴

编辑:谢丁

突然发疯的少年

阿雷的故事,他自己讲得很熟练做法事。他说小时候家里特别穷,母亲生下他不久就外出打工了。他还没有扁担高,就得开始挑水干活。当然,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村里的孩子都早当家。奇怪的是他的梦。他说,总有一些鬼神出现在他的梦里,跟他说话。不做梦的时候,他隔三差五抱着一根棍子或者柴条念念有词,做出弹拨琴弦的动作。没人知道他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他去上学,同学们说他是神经病,都不跟他玩。所幸那会儿他的奶奶还在世,虽然村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了,可奶奶知道传统怎样应付奇奇怪怪的事——去问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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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问仙,就是问神仙做法事。可普通人是没法和神仙对话的,得通过一些“老师”。“老师”是扶绥人对于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的尊称,类似于“师父”。

一位“老师”给阿雷做了一场仪式做法事。传统很灵,阿雷有段时间没再发作,家里人松了一口气,以为就此太平了。

然而没过多久,阿雷发现自己又开始“不正常”了做法事。他时常迷糊,嘴里说出一些他自己也不懂的话,还满地乱捡东西。上了初中,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在学校待不下去,上到初二就辍学了。村里的年轻人,读不成书无非两条路:当兵或者去打工。阿雷去了省城,和父亲在建筑工地做装卸。可是没过两年,他故态复萌,觉得全身不舒服,又跑回了家。

回家又能怎么办?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姐姐在卫校上学做法事。农村不养闲人,他无事可做,只好每天跟着伯母去种地、砍麻杆、背柴。

有天傍晚,他没去砍麻杆做法事。晚上九点多,伯母回到家,发现他坐在床上神志不清,抖着腿,嘴里喃喃着别人听不懂的话,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体里控制他。家里人陆续回来,看到他自己去点了炷香,宣布他的兵马要去认卜利村的“老师”做师父。

附近的一些“老师”看了阿雷的状况,说这怕不是中邪,是“出仙”做法事。

“出仙”是个壮语直译词,指神灵之力在一个人身上显现了出来,更多时候,这个词约等于形容一个人突然发疯做法事。他们说,阿雷的祖上也有做“老师”的人,现在,老祖先所带领的阴兵阴马看上了阿雷,要选他做“老师”,教他“带兵马”。

家里人大为吃惊,阿雷才十四岁,怎么好做这样的事?可显然,那些阴兵阴马并不肯消停,阿雷“疯”的时候也越来越多做法事。最后,阿雷的家人依照“兵马”的指示,前往卜利村找到了后来成为阿雷师父的“老师”陈文和。

可和“兵马”所希望的不同,阿雷的家人请求陈文和先做个法事,暂时封住那些“兵马”,至少拖到阿雷成年结婚做法事。阿雷后来猜测,这是因为“做这一行比较难找老婆。”

按家人的意愿,陈文和做了一场仪式,仪式上要用到一只公鸡,传统称为“金鸡”做法事。按照传统,如果最后杀鸡占卜时,鸡头朝向师父,就说明仪式成功。可这场仪式的最后,金鸡扑腾一圈,鸡头一直固执地朝向门外。

陈文和摇头叹气:“封不住了,那些兵马要来了做法事。”

传统就是这样的做法事。阿雷说,这意味着花婆已经接到了令牌,这个人是要做“老师”了。花婆,壮族民间体系中最重要的神灵之一,老师们也尊称她为花王圣母,她掌管所有老师在神界的“户口”。

在家人的不情不愿中,十四岁的阿雷立坛拜师,踏上了修仙做“老师”之路做法事。

初识阿雷

我第一次见到阿雷是在 2019 年夏天,那时我还在读研,暑假在南宁的一个博物馆实习,认识了来自广西南部左江流域地区的老乡吴滨老师做法事。吴滨和阿雷相熟,得知阿雷要做天酒仪式,邀我同去。虽然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天酒仪式究竟是什么,可作为一个影视人类学学生,我全身所剩无几的学术细胞都在提醒我,这肯定是一个绝佳的民族志电影题材。

我们驾车从南宁出发,下了高速,又走了近一个小时尘土飞扬的县道做法事。吴老师在车上放了一段天酒仪式的唱段,跟我说这是仪式中的“过海”部分。我完全听不懂那些古语,心里默默旋出了很多问号:过海?我们这里有海吗?

电影《热带往事》

我们正经过的唯一的海是蔗海做法事。盛夏里,甘蔗田仿佛缓流舒展的碧绿海水,在我们四周涌动。扶绥位于广西中南部,是左江流域最东侧的县份,也最接近首府南宁,拥有左江流域罕见的广阔盆地。它和左江流域的其他诸多县份一样,以甘蔗为主要经济作物,兼种速生桉。

我们拐进乡道,路过许多檩上碎瓦已坍出窟窿的黄泥屋,泥墙上刷着半截掉色的白漆标语: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做法事。下午的村庄显得分外寂静,只有老牛在龙眼树的浓阴下缓慢咀嚼着什么。

吴老师说他老家就在阿雷隔壁村做法事。可在一个又一个相似的村子掠过后,他也开始嘀咕:“是这条路吧?”就在我们几乎疑心已经迷路时,草丛里出现了一顶悬挂彩带、被花式剪纸装饰的小棚。吴老师说:“呐,雷老师在那里。”

我转头向窗外望去,几个披着花花绿绿“床单”道袍的道士站在棚子附近,我正在猜哪位是阿雷,就看到一个穿着 T 恤和运动裤的年轻人跩着拖鞋朝我们走过来做法事。

他最多比我大一两岁,白白净净的梨形脸,勉强可以算是浓眉大眼,身形微胖,看起来不苟言笑,他拖鞋上印的小黄脸倒是笑着做法事。吴老师和他讲普通话:“我把车停你家哦?”

“都得做法事。”阿雷扒着车窗,同样用普通话漫不经心地回答,“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我们开车进村做法事。阿雷邀请了好些不同地方的“老师”来助阵。全村都布置了道场,我们邂逅他的地方正是进村的路口,村里的大榕树、祠堂前也都安了彩棚和一些幡旗,有村民和老师在旁边忙碌。

阿雷的家是一栋三层小楼做法事。和村里的其他房子一样,除了一层灰色水泥涂层,没有任何外表装饰。门边堆着一摞晒干的褪色麻杆。我们从面朝公路的一扇小门进屋,进门看到了一张床,上面堆满杂物,床下铺满玉米,这不是客厅——好几个月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扇门是阿雷家的后门——他的房子遵照了“老师”在私人空间上严格的方向设定,尽管正门面向的地方根本不通车。隔间背后是一个大厅,靠墙半空的架子上供奉祖先牌位,右侧放着一张四方八仙桌,桌上摆满了贡品:花式叠放的带叶芭蕉、火龙果、苹果,排成一列装满生米的碗,红黄两色糍粑,糖果和饼干被精心码在红玻璃高脚盘里,插了鲜花的花瓶,甚至还有透明玻璃瓶装的各色鸡尾酒。桌子上空悬挂着串连的彩色千纸鹤和纸花,还有一头插满红香杆的青木瓜。

此刻阿雷家里已经人声鼎沸做法事。不少村里人在厨房里忙活,大部分是中老年女性。吴老师用本地壮语和他们一一打招呼。没多久,阿雷回来了。在一大群忙里忙外的老人里,他显得异常年轻,可这并没有妨碍他甩着拖鞋穿行于家里的大厅和厨房,威风八面地指挥姑姨婶婆们准备祭祀用的材料和食品。村里人都恭恭敬敬地称他“老师”。

吴老师向阿雷介绍了我,他不冷不热地点点头,表示认识了做法事。我跟他半开玩笑地说,以后我可能想给他拍纪录片,他漫不经心地听着,一边顺手布置大厅里的祭品,不时给来问他的人吩咐事情。就在我捉摸不透他到底对我的建议是个什么态度时,他斜我一眼,轻描淡写丢下一句:“可以啊。”

我愣了一下:好家伙,这以后可怎么拍做法事。

阿雷没有再理我们,又投入到准备仪式的人群中去了,丢我独自在一堆不认识的装置面前发呆做法事。尽管我和阿雷都出生于广西南部的左江流域地区,按之前壮族学者对地方文化的分类,我们是“一个文化圈”的人,可在这样一个“老师”家里,我还是十分迷茫。

而且,阿雷和我记忆中的“老师”也不大一样做法事。

熟悉又陌生的魓末

对于我们这代壮族年轻人来说,“老师”是一种熟悉又陌生的存在做法事。不同于太阳底下的教育工作者,我们的“老师”不是一份可以行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职业。人们提起他们,往往讳莫如深,一如人们对待民间信仰——我们需要,可应当秘而不宣。

在广西南部壮族民间,“老师”可大概分三类做法事。

一类是道,从业者称道公或者师公,他们受道教的影响最深,仪轨规范,使用汉文经书,常常在葬礼上出没,为人送走晦气,或者把人送走做法事。

其他两类可以被理解为民间巫师,需要“出仙”才能做做法事。你会从他们那里听到很多类似的人生故事:忽然有一天感觉不舒服,发疯或者生病,直到拜师立坛才恢复。这些民间巫师据说能够与鬼神通灵,穿行于阴阳两界。他们还尤其喜欢“上夜班”——总是下午五六点吃完了晚饭才开始做法事,一直做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让观众、帮忙的人都跟着严重睡眠不足。

我后来听一个“老师”说她“出仙”的过程:她突然没来由地生病,全身乏力,躺在床上起不来,迷迷糊糊甚至要拿起菜刀去砍自己丈夫,用开水去浇自己两岁的儿子,还好被家人及时阻止做法事。当家人带她去问仙,她自己说出了要去拜哪个师父,兵马从哪里来。

往细里分,这类“出仙”的民间巫师又可以分为“仙公仙婆”和魓末做法事。二者的经书和要拜的神灵不同。对于外人而言,二者最显著的区分标识是他们使用的法器。魓末有独一无二的法器:用葫芦做成的天琴和铜环(魓末称为“马”)。

相比一般的仙公仙婆,魓末主要分布在广西西南部的左江流域地区的扶绥、宁明、龙州、凭祥等地,一直延伸到国境线以南的越南做法事。阿雷和他的师父就生活在这个区域。我也生活在这里。

电影《坠入》

在这些地方,魓末更受人敬重做法事。人们信仰着独特的神灵体系,男性从业者称魓公或麽(密)公,女性则称魓婆或末婆。魓末和他们的仪轨系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中越边境壮傣语民族特有的民间信仰体系。壮族民间有俗话说“道公送命,魓公救命”,遇到灾祸危险,魓末要举行仪式,为人禳灾祈福。做仪式时,魓末通过他的法器和唱词化身为天界的一员(通常是将军或者神官),带领阴兵阴马上天入地。

魓末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学者们并没有能拿出什么可靠的考古证据做法事。可他们发现,清朝光绪年间修撰的《宁明州志》有对魓末的记载:“女巫,名‘魓婆’......以交鬼神为名,以‘匏’为乐器,状如胡琴,其名曰‘鼎’......”有学者根据 20 世纪 90 年代初对防城魓末的传承谱系的整理,推断当地魓末至少已传承两百多年。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举国之力进行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调查者们就发现了魓末的存在:“魓公有与巫公相别的经书……做法事时,手弹二弦琴(ti:ŋ),左边脚的大拇指挂着一串铜环……傣人的魓公为数不多……平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他们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做法事。”这些调查者见到的魓末多已年老,他们认为,估计不过五六十年,传承就会断绝。

他们的忧虑不无道理做法事。在我有关家乡的记忆当中,魓末人数稀少,且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很少接近魓末,尤其是城市里。我有一次问在城市里长大的表姐:“你对魓公有了解吗?”

她张大眼睛看着我:“魓公是啥做法事?”

正如民间管老人叫“公”“婆”一样,“魓公”“魓婆”这样的名称,带着某种对从业者年龄的暗示做法事。老人们似乎也有意无意地让年轻人避开这样的传统,它似乎是“不好”的东西。

2022 年,我在寻访魓末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正在犹豫要不要做魓公的年轻男孩做法事。阿荣是金龙峒人,出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他的外公也是一位魓公。他幼年喜欢把外公挂在墙上的琴取下来玩,可从未跟外公学习。传统的魓末弹天琴是为了做仪式,无事不能轻易弹唱,更不能教给自己徒弟之外的人。到了中学,阿荣想学天琴,那一年的正月十二,他去了魓公李绍伟家买琴。阿荣买到琴,把琴横过来,藏在他的伞下,绕小路走回自己的村子。

我问他为什么要藏着,他说:“那时候还是有那种意识,就是说,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去买这种天琴,怕被别人说做法事。”

我理解他做法事。2013 年,我回到老家去找传统的壮族服饰时,也遇到了这样的“别人”。他们说:“你一个小姑娘穿这种东西干什么?只有老人才穿这种。”

魓末,是另一种“老人才穿”的传统服饰做法事。何况魓末还有另一条可能的罪名——“封建迷信”,谁高兴让自家的孩子做魓末呢?

阿荣去魓公家,得小心翼翼地不让别人发现做法事。可他到底还是遇到了熟人,熟人问他怎么来这边了。他看到旁边的莲藕池,急中生智:“过来玩,随便走走,看莲花开了没有。”莲花没有开,它们还很小很小。

这些认知经验,使得我在见到阿雷以前很难想象“魓公”这个词会被安在一个九零后身上做法事。阿雷的师父陈文和,明显更符合我对传统魓末的认知。

陈文和已经八十多岁,头发已经全白,身板瘦小,阿雷忙里忙外时,她佝偻着腰坐在一群老人里帮忙剪仪式用的纸伞纸马,丝毫不引人注目做法事。当村民殷勤地招呼她吃饭,向她请教仪式用品的摆放时,你才会意识到她是一位“老师”。她看起来温和而慈祥,可当她穿上红色法衣,手抚天琴琴弦的时候,你很难不为她嘶哑唱词中透露的威严所震慑,由此相信她真的是一位统帅千军万马的神官。

陈文和开始做魓是在 1980 年做法事。她所在的村子里原本有一个魓,文革期间被划为地主,死了。后来,人们费了很大功夫才在“地主”家里找到了藏着的法器:一串铜环、一把剑和一个官印。他们带着这些东西来到陈文和家里,请求她出山唱魓。陈文和的父亲不让她去:“唱什么魓?被别人叫魓婆,太难听了,不要唱。”陈文和那年 49 岁,有“出仙”的迹象。她说:“不唱不行,兵马已经在我身上了。”

一旦决定了要做魓,她就显得特别坚决做法事。村里有人对她指指点点,说她不正常,她立刻还击:“不要胡说,我们是神仙,中衙有个叫耐良的神仙,来我这里的就是祂。”

很快,陈文和有了一批追随者做法事。传统的魓末为人做法事不能报价,村民有生活不顺或身体不适都会去找魓末,魓末必须得帮忙,报酬由主家决定,是送一斤米,还是一块肉,魓末都不能挑剔或有怨言。

2021 年,我去拜访陈文和时,她仍然住在两间红砖瓦屋中,其中半间布置成神堂,神案的米碗里供着她的神职印章,天琴放在榻上,这是她平时做法事的地方做法事。房梁上层层叠叠藤萝流瀑般垂到桌面的纸花串,透露出屋子主人作为魓婆的资历职衔——魓末的职级越高,纸花越长。

陈文和总让我想起一位做仙的姨婆做法事。

我对自己三岁以前的记忆很模糊,可在家人的讲述中,我有时会想起这位姨婆坐在我家厨房的红漆木沙发上唱着神歌的样子做法事。她眼睛不好,唱诵时布满皱纹的脸向半空微微扬起,神情肃穆而专注,仿佛在凝视着我们看不见的神灵。

壮族人相信,人是花婆花园里的花,花婆也管魓末做法事。在妇女怀孕或孩子出生后,要请魓末举行“安花”仪式,祈求花婆保护小孩子,莫让他们过早回到花园里去。据说我幼年所经的仪式,都是这位姨婆操持的。

我的祖辈应该很难想象没有了这些“老师”,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做法事。清村扫屋、安锁安花、补粮祝寿,几乎一个传统壮族人一生中所有重大人生仪式都需要他们在场,遇到大事小事、生病遭灾,他们也得在场。可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往他们跟前凑。我打小就知道他们的存在,可除了重大仪式,他们并不会出现。在日常生活中,魓末们脱下法衣,种地、卖菜、打工,扮演普通人的角色。

人们甚至有意无意地避开他们做法事。根据民间理论,魓末做这一行,时常和鬼神打交道,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要遵守很多戒律,一旦出了纰漏,魓末连带他们身边的人都会遭遇危险。此外,据说如果一个人命轻,很容易在接近魓末的时候被鬼神搅扰。阿爸曾告诉我,我们家祖上也有过出仙的先人,后来费了大力气,才请人把“兵马”送走,不要再传给后人。

大抵是因为这些原因,又也许是因为别的,我从小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近魓末,家人对于我到阿雷家拍摄这件事也并不十分赞成做法事。

追随魓末的人

也许并不仅仅是我的家人,魓末的家人甚至魓末自己对此也很矛盾做法事。你会从很多魓末口中听到他们“无奈成为魓末”的故事,那些故事听着离奇,可都有相似的叙述逻辑:鬼神附体——家人反对——挣扎接受。

可在他们家人的叙述中,这些故事听起来有些许不同做法事。

阿雷的姐姐宛清告诉我,当得知阿雷要出仙做魓公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担心,很少有这么年轻的男孩子做这个,他以后怎么办?会不会没有朋友?会不会找不到对象?毕竟,阿雷的少年时期并没有什么好人缘做法事。

宛清记得,阿雷中学时和同学起了冲突,回家呆了一段时间,家人们好不容易把他劝回学校做法事。他回到宿舍,发现自己的席子铺盖已经被不知道什么人扔掉,连带他所有的生活用品。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可现在的阿雷显然和描述中那个“社交障碍者”完全不同做法事。尽管刚认识的时候,我险些以为他对我有什么意见。可我们前脚刚离开阿雷家,他后脚就在微信上礼貌地问我们回到家了没有,此后隔三差五热情洋溢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意识到阿雷言谈相当自在活泼,绝不是一个“没朋友”的人的状态。

当我开始拍摄阿雷以后,我发现阿雷何止不是“没朋友”,他的朋友简直太多了做法事。每次他做大型仪式时,都会有许多同龄人来帮忙。不止是村里、镇上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地方的年轻魓末。

电影《太阳照常升起》

阿雷的堂伯母吴春芬告诉我:“以前我们这个地方没什么男人这么年轻做魓,雷老师做了以后,才陆陆续续看到有这么多做法事。”

吴春芬是最早开始追随阿雷的人之一做法事。她见证了阿雷从出仙到出师的过程。

并不是每个出仙的人都能够成为魓末的,要正式做“这一行”,需要拜师、立坛,学习相应的仪轨,学习过程可能会持续好几年,直到师父认为这个徒弟可以出师,为他/她举行度戒仪式,他/她才能够开始独立操持法事做法事。

阿雷出师的速度如此之快,让吴春芬感到惊奇做法事。即使是“大姐”——跟随陈文和多年的阿雷的师姐,唱起大型仪式来也没有阿雷熟练。阿雷和师父、师姐师妹一同做仪式时,他常常是领唱人。

在阿雷正式出师后,他的母亲、伯母、堂伯母们成了第一批信众和助手做法事。随后,来找阿雷做法事的人越来越多。

要完成一场仪式,魓末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仪式所用的象征物品,都需要事先手工制作做法事。在仪式过程中,还需要有人为魓末摇马(摇动铜铃模拟马匹奔跑声)、点香烛、准备茶酒等。阿雷的女性家人亲戚,秋姨、吴春芬等,会在大型仪式上协助他摇马。

我第一次通宵拍阿雷做仪式时,阿雷坐在他家的大堂里弹天琴唱奏请神曲调,祖先神位、祭祀诸神的供桌上都安了香炉,信众们不断续香,大堂里烟雾缭绕,让人涕泗横流做法事。半夜十二点,我实在是被熏得受不了了,跑到客厅外想缓一缓。

我在外面踱了几步,发现院子的台阶上坐着阿雷的妈妈秋姨,于是也在她身边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做法事。

秋姨看着我,露出疑惑的神情:“我坐你也坐吗?脏兮兮的,我还没洗澡才敢坐做法事。”

我说:“我也没洗澡做法事。”

她笑了做法事。她忙里忙外一天,这会儿才有空坐下来休息一会儿,T恤贴在她的背上,印出好几块汗渍。大概是因为长期熬夜,她有些胖,总是大汗淋漓。后来宛清告诉我,阿雷一做大型仪式,妈妈就会连轴转三四天,每天可能只睡一两个小时。

“前几天做酒才忙,人多做法事。做的也多。老师做到三四点去休息,我们也去休息,休息一会儿哦,不能多眯,不然就过了。早早起来做饭菜给客人吃。”

秋姨说做法事。

秋姨已不再外出打工,她把家里大部分的土地包了出去,专职给阿雷帮忙做法事。她也不再像当年那样反对阿雷做魓公,也许是做魓公之后,阿雷有了一定收入,也许是阿雷终于能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了。

秋姨把自己的儿子也称为“老师”做法事。因为儿子做魓公,她有了很多干儿子干女儿。壮族民间喜欢让孩子认自然物或魓末做“契父母”,据说可以保佑孩子平安长大。阿雷还未婚,契他的人,不能认他做父亲,只能认成兄弟。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媳妇做法事。”她忽然叹了口气。我安慰她说会找到的,可我也找不到什么魓末找对象的实例来佐证这个安慰。也许唯一的安慰是,阿雷即使不出门,也会认识很多不同的人。

阿雷出师后,家里总有年轻人和小孩来来往往,有的是契子契女,有的是阿雷的同行魓末做法事。我起初震惊于居然有这么多年轻的魓末,后来发现,阿雷几乎认识整个左江地区所有做仙的人。

我问他:“为什么现在做仙的年轻人变多了做法事?”

他翻了个白眼:“可能现在的神喜欢年轻的吧做法事。”

阿雷后来告诉我,互联网发挥了串联的作用做法事。他们拥有线上的社交群,会互相介绍“业务”,也会互相给对方操持的大型法事帮忙。相比我前几年在老家感受到的凋敝景象,阿雷和小伙伴们的在线社区显得欣欣向荣。

我请阿雷把我拉进其中一个群,进去后我看到了群名:“天琴文化交流群”做法事。

天琴崛起

在广西,天琴几乎已经成了壮族民族乐器的代名词做法事。很少有人知道魓末,可大家似乎都知道天琴,乃至后来魓末所做的仪式,被很多人称为“天琴仪式”或“做天仪式”。

实际上,当吴滨老师问我要不要去看阿雷操持的天酒仪式时,说的是去看民间的天琴活动做法事。来自左江地区的人对此心知肚明,民间的天琴活动,就是魓末做仪式。

天琴(壮语称“叮 ti:ŋ ”)是魓末做仪式所用的主要法器之一做法事。1983 年,学者廖锦雷在《乐器》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了这一独特的民间乐器。文章展示了防城各族自治县偏人(壮族支系)的天琴,并写道:“‘跳天’最初是骗人的一种僻异的迷信表演形式……天婆的天琴称天上物,平时是不能动的,必要时敬了香才能取下弹奏。”

最早是谁将“叮(ti:ŋ)”翻译为“天琴”已不得而知做法事。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陆陆续续有学者前往中越边境的龙州、防城等地考察“天琴文化”。据当地文化部门工作人员回忆和一些学者记述,部分调查源于当时龙州县县委宣传部的邀请——据说后来曾任龙州县县长的一位官员那时刚刚就任县委宣传部部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她从单位的旧材料里发现了天琴的存在,决定把它当作乐器开发。

2003 年,音乐家范西姆、梁绍武来到龙州,帮助当地政府开发天琴做法事。范西姆和龙州魓公李绍伟早就认识,他从李绍伟做仪式的曲调中得到灵感,创作了天琴最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唱天谣》,并协助当地文化部门组建“天琴女子组合”。

在当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东南亚风情夜”上,《唱天谣》和“天琴女子组合”一炮打响做法事。

小莹是初代“天琴女子组合”的成员做法事。她告诉我,那次登台表演前十多天,她们才成团,组合里很多人原本是舞蹈演员,跟着南宁来的艺术家韩醒没日没夜地练习天琴,弹《唱天谣》。“梦里都在唱这个曲子,小燕子你都不会唱了,只会唱唱天谣......拿拨片的手指都扁了。”

韩醒等人打造的天琴,刻意和魓末们的法器区分开来做法事。这种天琴使用拨片弹奏,后来琴弦数量又从两根增加到三根。“东南亚风情夜”后,天琴女子组合的演出邀约不断,身穿布傣支系黑衣长袍的“天琴美女”图片印上了龙州街头和旅游画册。小莹和其他成员一起感受着走红的滋味和纷至沓来的采访,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她从未动过念头去找魓末们学习传统的天琴技法。直到 2004 年的一天,组合在宁明县演出,演出结束后,一个新浪网的记者问了小莹一个问题:“那串铃铛代表什么?”

小莹慌了,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这串铃铛有什么象征意义做法事。

直到现在,她还清楚地记得那种慌张感做法事。她说:“我也不懂。那时候哪里知道这个和师父(指魓公)的关系,什么上了级别以后铃铛的环越多(之类的)。”

记者说的“铃铛”其实是一串铜环,魓末称其为“马”,它的抖动能模拟戴脖铃的马匹有节奏的行进声做法事。摇铜环被称为“摇马”,它在仪式上被摇起来的时刻,就是魓末在仙界带领千军万马腾云驾雾、纵马奔驰的时刻。可小莹那时候完全不懂,只能现编说这是“护身符”含混过关。

可这不能怪小莹做法事。开发天琴的人似乎形成了一种隐秘的共识,如果要推广天琴,就要把天琴从魓末文化中分离出去。

2007 年,龙州县、凭祥市联合申报的“壮族天琴艺术”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列在“传统音乐”项目分类做法事。龙州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们受到鼓舞,开始着手给天琴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时刚入职龙州县文化馆不久的地方文化专家农瑞群,提出了他的主张,认为“原生态”的天琴应当作为一种民俗去申报,而非乐器做法事。因为它来自魓末所做的仪式,从属于传统的魓末民间信仰文化。

可是 2010 年和 2013 年,他们两次按民俗方向为天琴仪式上报申请,没有回音做法事。

天琴的魔力似乎消失了,没有人告诉他们为什么这项红火一时的“非遗”迈出广西的努力会年复一年石沉大海做法事。只有和龙州文旅部门交好的梁绍武曾暗示他们:“换个方向申请,跟宗教沾边的都很难通过。”

他们看不到天琴申报国家级非遗的希望做法事。直到 2018 年,事情出现了一些变化。和广西南部接壤,许多村寨抵边相接、仅有一河之隔的邻居越南,加入了这场将魓末文化和天琴“非遗化”的行动当中。

(未完待续)

本文是「在场·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二季获奖作品做法事。「在场」由 Matters Lab 与文艺复兴基金会发起,为独立写作者提供奖金与编辑支持,可关注官网与 Facebook 获得征文、讲座与其他活动的最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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