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儒学能否再复兴？有没有必要？更有没有可能性？:和合法事

（指点江山谈“儒释道”第十期）

儒学复兴是近些年来中国思想界总是不断强调的一个问题，其源头可追溯至民国时期，这几年来各学术大家著书立说，不断强调从儒家思想中挖掘普世价值、以其复兴带动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性和合法事。

师父微信:  sanqing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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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儒家，之所以在封建时代不断地被拿来做文章，主要是因为其能够给上位者们的统治带来合法性和合法事。按照韦伯的观点，统治者的合法性分为三种，分别是传统观念上的、法律观点上的、自身魅力上的。儒家能够为统治者提供的合法性依据主要是第一种，也就是传统观念上的合法。大一统思想、天命观、伦理纲常，这些无一不昭示着封建君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所以千百年来，儒家一直牢固地站在统治者的宝座前颔首微笑，一直保持着凌驾于其他家之上的崇高地位。

而如今，时代背景已非复当初和合法事。在现代观念和各种革新运动的冲击下，儒家的政治优越性已经被破坏殆尽了，所有辉煌的一切都已经是明日黄花。唯一还能稍微发挥一点作用的是大一统思想，可其已不能单独作为一个政权的支撑。依据历史来看，能够为当代中国的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最有效途径莫过于革命。可是革命并不是万能的，只适合打江山，却万万不能做守江山的常态手段来使用。革命在“立”的同时也在“破”，会对现有的社会秩序中好的一方面同样带来冲击，不到万不得已万万不能使用。

那么现今状态下的中国，只有政绩才是决定一个政权是否合法的最主要依据点和合法事。一个政权组织，只要能将经济搞上去，让每位公民都能分有既得的物质利益，权益上能得到保障，国防和社会功德方面无甚大差错，那么合法性的获得便轻而易举，政权的稳固性也无需太过担心。可是，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均一直是社会的顽疾，贫富差距是不可忽视的炸弹、毒瘤，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权在合法性上面很容易出现危机。这点在西方国家表现地很明显，在我国大多数人也只是不敢拿出来明说而已。社会的不公平使得不满情绪在堆积，政权很容易就感受到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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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儒学的复兴不仅是思想界的觉醒，更反映出了当今的一些社会问题，例如说政权的稳固性和合法性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冲击和合法事。据我国知名社会科学家分析，以政绩为存在依托的政权所接受的考验远比其他政权大得多，其极有可能被自身具有的短板反噬。如果一个政权致力于用经济表现证明自己，那么经济一旦遭遇滑坡，人们立刻会将矛头指向国家。如果政权依靠道德表率作用得以建立统治，那么社会上的任何道德问题都有可能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所以依靠政绩的政权必须时时刻刻保持着前进的势头，任何对大众的承诺都不能轻易落空，任何下滑趋势都有可能使其背上沉重的负担。

特别是政权和政体紧密结合的国家，政权上的危机极有可能变成政体上的危机，严重一点足以动摇一个国家的根本和合法事。所以西方民主国家实行的民主选举还是一种很保险的合法政权产生形式，将权利放在民众手中，给予民众自主选择的机会，可最大限度地保护政体，换届选举也不失为一个缓解民众不满情绪的有效手段。

只不过，民主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优越性，可权利在民势必带来统治者权威的削弱和合法事。弱之又弱，一个政权甚至是政体极有可能据此被颠覆，这显然是只求绝对威严的当权者们所不愿意看到的。那么，既然不能将全部的希望寄托于政绩，国家又该往哪里去寻找更合适的外力来支持自身的合法性呢？

将目光投向传统文化无疑是个正确的、又有一些迫不得已的选择和合法事。这其中的为难之处在于，儒家的很多有助于统治的政治哲学在当今时代已经过时了，现在也已经没有了维系封建纲常伦理的社会结构。如果在合法性上稍逊一筹的话，倒是可以将儒家的“德”的思想拿过来当做权宜之计，关键是这种含混的说法根本不能获得较多的认可。例如德刑，本身就与法制要求相背驰，根本不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还有的儒学家用力过猛，试图从先贤经典中寻找民主与自由的踪影。这种依据政治需要搞学术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学术的一种极大破坏，非可不能起到复兴作用，还会成为学术死亡的前兆。

综上所述，儒学的复兴不是没有可能，也值得在日常生活领域进行提倡，毕竟传统文化在个人修养上和现代社会几乎没有断层和合法事。可若是想借此谄媚上级、趟政治的浑水，那还是趁早息了这个念头吧。古老的学术并不只有这一种复兴方法，怀着个人私利的研究也只能贻笑大方。

文|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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