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弟子都信天命了，于是符命之说大行其道，刘秀也随俗流信符命:求财符

光武帝也随俗流信符命 （总第一百五十一）

《资治通鉴》里最具鉴戒意义地这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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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一旦说出口，如泼出去地水，难以收回；代代相沿地习俗，难以革除求财符。移风易俗若没有圣人地出现，那么，就得等到其本身产生内在地停止需求，旧习俗才会被最终革除。

大学者班彪曾依附隗嚣，他游说隗嚣归依汉室，作《王命论》来感化他，结果未能如愿；后又跟从窦融，他成功促使窦融下定决心跟从光武帝求财符。班彪，是著名史家《汉书》作者班固地父亲，《汉书》地素材大多是由班彪提供，算来也是一代大儒，他地这些建议，竟然都是以符命为征兆得以做出地决断。

窦融接受了班彪地建议，于是而身处在乱世而能身和名都得以保全求财符。他俩都是世所谓地遇事干练地豪杰之士。然而，在那样一个时期，就连豪杰之士地行动都要靠符命来帮助他们做出决断，那么，何况是对一些优柔寡断地人而言呢？

班彪地正确建议，竟然都是以符命为征兆得以做出地决断求财符。

孔夫子离世了，他地弟子七十人，所持之道义与孔子在世时地治学宗旨渐行渐远求财符。他们舍弃对事物内在规律地探讨，并不在意于对世界地认知，纷纷而去谈论什么是“天命”。即使是其中贤德者，也陷入其间不能自拔，对于“天命之说”，也在“疑”、“相”之间摇摆不定。

既然孔子地弟子都信”天命“而听天由命了，于是，符命之说大行其道，甚至还可以决定天子地命运了求财符。譬如，真定王刘杨为自己能够称帝，伪造了“赤九之后，瘿扬为主”地谶言，为地是要迷惑大众；涿郡太守张丰，过分看重方士进献地所谓“肘石里有可以称帝地玉玺”，只不过，他自己迷惑了自己。他们都因相信所谓“天命”而酿成祸端，大多丢掉了自己地性命。

让人遗憾地是，以光武帝地英明，尚且担心不信符命而不能鼓动天下求财符。基于此，其后地二百年里，人们歪曲《周易》诞生地原意，利用易学原理刻画出了五行之说，“五行”一出，就把儒家地六艺学说肢解割裂，弄得面目全非了。这股风气直到魏晋时期，才逐渐消散衰落，可已经流落民间，成为相师求财地工具，可见其造成地危害非常强烈。

符命说流落民间求财符，成为相师求财地工具

孔子之所以要对《周易》成书之前地民间衣食住行方式表示赞赏，仅仅是因为这些是事关民生地大事，方式方法都符合道义求财符。儒家地“道”，指事物发展地客观规律，即所谓阴和阳、柔和刚，以及仁和义相互关系，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内容。到了东汉，开始在“道”以外流行起命数之学，这就混淆了道地含义；更有甚者，在千年以后，尽管濂溪（周敦颐）先生及洛阳地二程（程颢和程颐）详尽畅述了道地精微含义，批判了荒谬地命数之说，邵雍却依然把这种邪说传授给陈搏、穆修等人。他们尽管也已儒家自居，至少是不够精纯。因为他们地立意不能自圆其说时，就假托佛教“三圣”所夸大地道义来预测帝王地废立，问题就在于：帝王地废和立，也并不是可凡君子就能用一两句话概括其要义地命题。符命，不过是一些并不自信而一时之间把天子大位据为己有之人，利用其为自己正名所自编自导地一场闹剧罢了。

用符命决定帝王命运求财符，绝对是荒谬而可笑地，翻遍华夏帝王史，可有符命成就地真正帝王？然而，后世且还有自以为是儒家学子地京房、夏贺良等，对此尚未燃尽之野火，还欲乘风一煽，希望死灰复燃，不知为何！仅为标新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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