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司马懿的临终安排:求嗣法事

司马懿平曹爽“谋逆”之后又平王凌之叛，对魏室而言是擎天之柱，功绩之大实在是无以复加了求嗣法事。按毌丘俭的说法是“懿有大功，海内所书”，所以魏主曹芳只得循故事，“遣侍中韦诞持节劳军于五池……又使兼大鸿胪、太仆庾嶷持节”策命司马懿为相国，封安平郡公，孙及兄子各一人为列侯，前后食邑五万户，封侯者十九人。

司马懿诈病赚曹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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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国，起源于春秋晋国，是战国、秦及西汉最高官职求嗣法事。战国时代称为“相邦”，秦国第一个相邦是樛斿，最后一个相邦是吕不韦。吕不韦被免职后，嬴政认为相邦权力过大，故废除了相邦职务。刘邦即汉王位后，又重新设立相邦之职，后代为避刘邦讳改称相邦为相国。相国与“丞相”并不完全相同，已出土的秦国东陵器物上刻有金文：“八年相邦薛君、丞相殳”。这证明相国与丞相是同时并存的，而且相国地位高于丞相。秦武王二年（前309）设左、右丞相，作为相邦的副手。《史记》中也记载了西汉相国地位高于丞相。如韩信曾为汉相国，而“曹参以右丞相属韩信。”

国公地位崇高，非县侯可比，国公可建自己的宗庙社稷，可设官职，是独立的公国求嗣法事。自刘邦翦除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与群臣定白马之盟，立下“非刘氏不王”的誓约后，两汉仅有王莽与曹操、曹丕父子封公封王，且尓后皆以此为阶梯而登大位。司马懿虽然功高震主，可他从政治上考量，认为代魏时机远未成熟，如过早暴露自己的野心，只能招致更多人的反对，对司马氏不利，故他固辞相国、郡公之位不受。

关于司马懿的去世，史书记载较为简单求嗣法事。实际上，司马懿七十岁之后，身体已每况愈下，为了对付曹爽，司马懿曾经装病，可笔者揣测，不排除司马懿确实患有“风痹”等疾，只是不太严重而已。司马懿虽然成功地剪除了曹爽和王凌集团，可曹魏正始和嘉平年间接连爆发惊心动魄、极其险恶的政治斗争，也极大地耗费了司马懿的心血。使他身心疲惫，精神状态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这就严重地损害了司马懿的健康。嘉平三年（251）四月，司马懿抱老病之躯，亲征淮南，待平定王凌之乱、处死曹彪等人后，司马懿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干宝《晋纪》云：“太傅有疾，梦凌、逵为疠，甚恶之”。“王凌、贾逵为疠”之说虽为荒诞不经之言，可说明司马懿此时已精神恍惚，病入膏肓。

七月，司马懿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就要考虑安排后事求嗣法事。长子司马师久经历练，有风度、有才略、有名望，很早就成为曹魏官僚第二代成员中的翘楚。他与玄学领袖夏侯玄、何晏齐名，可政治上却非常成熟、老练。司马懿诛锄曹爽时，司马师作为父亲的主要助手，培养了三千死士，藏在民间，连司马懿都不知道。高平陵事变时，司马懿赋予司马师最重要的任务，即由司马师率兵攻打皇宫核心所在地——司马门。司马师沉着冷静地指挥调动军队，据《晋书·景帝纪》记载：当司马师“晨会兵司马门，镇静内外，置阵甚整”。在一傍冷眼观看的司马懿大为叹服，禁不住称赞道：“此子竟可也。”可见，在司马懿心目中，司马师是自己接班人的不二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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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陵事变后，司马师晋升为卫将军求嗣法事。司马懿刚去世，朝臣们皆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伊陟是殷商宰辅伊尹之子，商王太戊继位后，伊尹去世，太戊即任用伊陟担任宰辅大臣。由于伊陟辅佐朝政得力，太戊在祖庙称赞伊陟，不把他当臣子看待。朝臣们所云的伊尹即司马懿，而伊陟即司马师。曹芳明白众臣之意，故于司马懿死后，立即“命帝（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辅政。魏嘉平四年（252）春正月，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曹魏后期，大将军处群臣之右，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连皇帝都在其掌控之中。毫无疑问，以司马师辅政是司马懿生前就安排好的谋划，众臣只不过是秉承司马懿的旨意罢了。次子司马昭时任安东将军，持节。司马懿率军征讨王凌时，司马昭配合司马懿，“督淮北诸军事，帅师会于项。”因平王凌功，司马昭“增邑三百户，假金印紫绶。”握有镇守曹魏陪都许昌的大权，是其兄司马师执政最有力的支柱。司马懿三子司马伷时为宁朔将军，负责监守邺城的魏室王公，亦是身负重任。尽管司马懿已将三个儿子放在重要岗位之上，可他仍不放心，为了确保资望较浅的司马师能够顺利掌控朝政，嘉平三年三月，司马懿将胞弟尚书令司马孚，迁为三公之一的司空。仅仅过了四个月，秋七月“辛未，以司空司马孚为太尉。”于是曹魏政权的主要军职，皆落入司马家族之手，经过如此的精心布局，司马懿认为他可以死而瞑目，身后无忧了。

司马懿

嘉平三年八月戊寅（251年9月7日），司马懿在洛阳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虚岁）求嗣法事。司马懿临终前，“作《顾命》三篇”。就是将自己担任大都督、大将军、太尉、太傅，为顾命大臣，辅佐曹丕、曹睿、曹芳三代君主时，为曹魏所作出的功绩记录下来。《顾命》三篇今已散佚，未能传世。司马孚抑或请当时的书法家卫瓘，为司马懿书写了《顾命》三篇。司马懿还“预作终制”，所谓的“终制”即他对自己死后丧葬礼制的遗嘱。其主要内容有四项：

其一，墓址选在离京师洛阳不远处的首阳山求嗣法事。入葬后灵柩“不坟不树”，即墓地不封土堆，不树墓碑，也不种植树木。“不坟不树”的目的，是不让人看出这是墓地，以防止后人盗墓。司马懿之所以作出如此的决定，估计是他受到了魏文帝曹丕丧葬理念的影响。曹丕在“终制”中言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他还强烈要求家属与朝廷大臣共同遵循这条法规，“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

其二，入殓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求嗣法事。“敛以时服”指的是遗体只穿平时的服装，而不服朝服冠冕；明器指的是古代人们下葬时带入地下的随葬物品，即冥器。战国至汉代，厚葬之风甚盛。儒家主张“葬其亲厚”，于是“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葬，或至刻金缕玉，檽梓楩柟，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潜。”诸多王公贵族死后往往将他们生前所用的金银珠宝等诸物随同下葬。曹操生前就反对厚葬，他下令：“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魏文帝遵循故事，生前“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司马懿秉承了魏武、魏文父子的遗风，嘱咐在他的墓室之内不放任何培葬器物。这虽然有防范盗墓之意，可也可以看出司马懿的生活作风是相当的俭朴。

其三，“后终者不得合葬”求嗣法事。按汉魏丧制，只有嫡妻才能与夫同葬，司马懿正妻张春华病逝于正始八年（247），时年五十九岁，亦葬于洛阳高原陵。司马懿生前与张氏失和，生前既已不同衾，死后当然也不愿与张氏同椁。至于姬妾，因名分不当也不能与他合葬。另外，合葬必须打开棺椁，司马懿为了求得死后的安宁，故不准后人再动他的灵柩。

其四，子孙后裔等眷属不准谒拜陵墓求嗣法事。据《晋书·志第十·礼中》记载：“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景帝陵），一谒峻平陵（文帝陵），然遂不敢谒高原陵（宣帝陵），至惠帝复止也。”是何原因导致司马懿作出如此的决定？《晋书》云：“齐王在位九年，始一谒高平陵而曹爽诛。”当年，司马懿就是靠着曹爽、曹芳出城祭拜魏明帝的时机，发动高平陵之变夺取大权的，所以他非常担心别人也会起而效仿，为了汲取曹爽事件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司马懿才留下了这道遗言，以防范高平陵事件的再次重演。

九月庚申，司马懿灵柩葬于河阴首阳山，丧礼从简，葬后即除丧服求嗣法事。魏主曹芳“素服临吊，丧葬威仪依汉霍光故事，追赠相国、郡公。”司马孚上表陈述司马懿的遗愿，“辞郡公及辒辌车。”何谓辒辌车？《史记·李斯列传》云：“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辒辌车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奏诸事。”裴駰《集解》引孟康曰：“如衣车，有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故名之輼輬车也。如淳曰：辒辌车，其形广大，有羽饰也。”可见，只有天子崩殂后，才有资格将其遗体载之于辒辌车。

司马懿谥号原为文，后改为文宣求嗣法事。可《考异》曰：“按《礼志》，魏朝初谥宣帝为文侯，景帝为武侯。文王（司马昭）表不宜与二祖（指魏武帝、魏文帝）同，于是改谥宣文、忠武。然则初谥文，无‘贞’字也。《礼志》及《文帝纪》并称舞阳宣文侯，《宋书·礼志》同。此云“文宣”，亦转写之误。”司马昭晋爵晋王后，追尊司马懿为晋宣王；泰始元年（265）冬十二月，晋武帝司马炎受魏禅，给司马懿上尊号为宣皇帝，称其陵墓为高原陵，庙号高祖。

嘉平三年十一月，有司奏请将已故功臣的灵位置于魏太祖曹操庙中，以配享祭祀，排位以生前担任的官职高低为序求嗣法事。因太傅司马懿位高爵显，列为第一。曹魏飨配功臣于曹操庙，最早是在青龙三年（233），有夏侯惇、曹仁、程昱等三人。第二次是在正始四年（243），有曹真、曹休、夏侯尚、桓楷、陈群、钟繇等二十人。以司马懿飨配曹操庙，属第三次。这一次因“太傅司马宣王功高爵尊，最在上。”然而，司马懿的最后官位为太傅。而曹仁、曹真、曹休皆官至大司马，夏侯惇任大将军、钟繇任太傅，他们均为上公，与司马懿等同，并无官阶高低的差别。虽然司马懿死后被追赠为相国，可这仅是虚封，并非实授，因而可以不论。至于爵位，司马懿所封的舞阳侯在侯爵中等级最高，是县侯（以下还有乡侯、亭侯、列侯），累计食邑高达五万户，而夏侯惇等人的食邑只有1800户至3500户不等，可必须注意的是汉魏之际因战乱不断而导致人口大量地非正常死亡，户口大幅减少，所以功臣诸侯的食邑都比较低。曹魏后期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也有了显著的增加，所以司马懿享有的食邑才能远超夏侯惇等人。因此，仅凭封爵并不足以论定司马懿功臣之首的地位。

应该看到，司马懿能作为首席功臣还是依仗凭恃他建立的功绩求嗣法事。司马懿擒孟达，拒诸葛皆为时人所称道，尤其是平定辽东公孙渊，有讨灭叛国、开疆拓土的意义。可司马懿能够力压群臣、获得首功或许还不止这类军功。不管时人如何看法，司马懿诛灭曹爽和王凌二个集团，已经被曹魏政权定性为挫败叛逆、匡扶社稷之大功，而这是夏侯惇、曹仁等开国元勋无法比拟的。嘉平三年重新确立的，以司马懿作为飨配魏武帝庙的首席功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意义就是曹魏政权以国家祭奠的形式确立司马懿在魏朝具有擎天之柱的首功地位。这项在司马师当政伊始完成的祭祀法规，目的就是为司马氏家族继续执掌曹魏政权奠定法理依据。司马懿死后，魏朝很快进入了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专政时代，十四年之后的泰始元年（265），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新的朝代——西晋王朝诞生了。

（本文摘自朱子彦著《司马懿传》，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求嗣法事。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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