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炎凉》生育主体身份带来的诅咒:诅咒符
女性是唯一能够生育婴儿的性别，男人提供精子，可他们的身体不能生出婴儿诅咒符。即便是在科技发达的时代，有人工受精试管婴儿，有代孕技术，有克隆技术，精子也可以人造，孩子不一定要有生物学上的父母……可唯一不会变的是，婴儿只有女人的身体才生下来。这就是女人的“生育主体身份”。这是老天的安排。老天设计女人，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生育功能设计的。即便是一个一辈子不生育的女人，她也免不了受到这种老天设计的影响，拥有不同于男人的经历和感受。女人的生育主体身份对整个女性群体命运的决定力，要比婚姻规则的决定力大多了。可以说，是女人的生育角色参与诞育了人类的婚姻史。
拥有生育主体身份，对女人来说是一件幸事吗？在生育这件事上，女人占据两项“优势”：女人得到精子使自己受孕的难度，大大低于男人让女人为他生孩子的难度；女人可以直接确知自己生的孩子是自己的，而男人长期以来只能依靠间接的方法推测，现在也需要依靠亲子鉴定诅咒符。不过，这些“优势”可成为优势的条件是：亲生子女对母亲的实质用处大于母亲要为亲生子女承担的负累——这个条件是否能成立，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由女人自己决定的，得由老天决定。
生育主体身份还可以衍生出其他的女性性别优势诅咒符。因生育而得到了好处的女人从来不少，她们或母凭子贵，在母系或者父系家庭中提高了地位，或者孩子有出息而且孝顺，直接向她们奉献出利益。在第四章中我们也讲过，在生存条件太过恶劣的情况下，男人若在乎种族延续，若不想绝后，就不能让女人被迫害得太惨，不能让女人死去太多。在战争或是其他冲突中，看上去有生育能力的女人，也比男人多了一个可以活下去的理由，或者是多了一个可以暂时活下去的理由。在讲究人道，重视人口质量的社会中，穷女人的孩子就像是她们向社会要钱的人质——孩子已经出生了，如果不给她们福利的话，这些孩子活不下去则是社会的人道灾难，这些孩子如果长成问题公民，也会影响全社会的人口素质——迫使社会出钱养活母子。如果一个长大了的男人，除了精子有活力之外，什么别的能力都没有，那么他会被认为是浪费粮食的废物；可是一个长大了的女人，如果除了生育能力什么别的能力和优点都没有，她仍然可能被有些人认为是有价值的人——至少能生孩子嘛，她什么都不会干，可是生的孩子不会什么都不会干的。所以，除了生殖功能之外什么其他的能力和优点都没有的男人和女人相比，是女人更多了一个存活的理由。
生育主体身份有时候让女人整体上比男人更容易存活，可老天给女人这多了一丝的生机是有代价的，这代价要全体女人共同承担，即便是终生没有生育的、没有来得及生育就死去了的、生育了却也没有换来生机的女人，也要一起承担诅咒符。将来，我们可能会进入一个存活不成什么问题的时代，也就是即便是完全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也可以理所当然的存活下来的时代，到那时，生育主体身份给女人带来的那点存活优势就将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诅咒。女人凡生育者皆逃不脱这诅咒，只有不生育者可逃。
女人的生育主体身份中为何包藏着诅咒？让我来告诉你诅咒符。
女人是生育的主体，就意味着她们是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天然责任人，如果人口数量和质量需要被调控，那么理所当然就要通过对女人的调控来实现诅咒符。我们在第三章讲过的，走婚的古代梅恩加人，生活的地区人口是严重过剩的，非常需要有避孕文化来控制人口。于是人口问题就派生了古代梅恩加人极端的厌女文化——男人们认为，女人的体液、气味都有毒，跟女人亲近是伤身体、折寿的，甚至可以使男人送命。所以一对男女发生关系后不能睡在一个房间，要分开房睡。其实，传播这种观念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男人少给女人受孕，让女人少生。同时，女人因这种文化观念而遭到憎恶。我曾经想，如果我是那时的梅恩加女人，男人这么讨厌我，对我不尊重，那我干嘛要去找他们走婚呢？反正也没有强迫女人必须去走婚的规矩，我就一辈子不碰那些男人，还免得男人死了我也跟着被勒死（见前文梅恩加的这一风俗）。可是这种想法对于古代梅恩加女人来说恐怕不现实。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她们自己没法忍住不去和男人发生关系，没法忍住不要孩子，可人口还是要控制的，所以她们就受制于人了。
有些人可能以为，古代的文化就是生育文化，人口生得越多越好诅咒符。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为了生存，避孕文化是古代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到新石器农业革命之前，史前人类婴儿至少15%是被杀死的；杀婴行为也贯穿了旧石器时代。这么多婴儿被杀死，人类仍然没有灭绝，而且人口还可以大幅增长，说明自从上古就有“多余”的婴儿出生。中国宋代也有“不举子”的风俗，有了三四个孩子之后，再生下的不论男女都杀掉；宋代是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朝代，不算太穷，可即便是没有灾荒和战争，人们还是“不举子”，官府试图严禁，可是没有起作用。可见，女人的生育力未必一直是宝贝，而是随时可能过剩而招人嫌。
我们认为非洲人太爱繁殖，可那是外来者破坏了非洲本土的避孕文化造成的诅咒符。非洲人口增长是1900年左右才开始的，在那之前非洲人口一直平稳的维持在低水平。在没有国际援助的旧时代，如果非洲部落文化都是不加节制的生育的话，那非洲人早就灭绝了。古代非洲各部族的避孕文化包括：孩子三岁以前，孩子父母不能发生关系；一个家庭中同一时期只能有一代人有性行为，孩子结婚了父母就得终止夫妻生活；禁止部分男人结婚；允许老男人多妻，可不准年轻男人娶妻，来降低女人的受孕率，等等。1920年的西非，四十岁以上的男人还有40%没被允许结婚，现在传统弱化了，西非男人的平均婚龄也在30左右。自古，男人为了控制人口增长，限制了自己的婚姻和性生活。可是，人口学的基础知识告诉我们，人口增长率归根结底是育龄女性的比例决定的。
女人天然的生育欲望不可能让男女人口出生率都恰到好处，不多不少诅咒符。这就是为什么老天让男人的生育欲望具有更多的功利性——好让他们用功利的标准参与调控女人的生育行为。因为女人是生育的主体，对人口数量的任何控制都只有从女人下手才能奏效。当男人认为女人应该少生的时候，他们会调控女人；而当他们认为女人应该多生的时候，他们同样会调控女人，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繁殖癌”文化，其对女性造成的影响我就不必赘述了。
女人的生育主体身份不仅让她们成为人口数量的天然责任人，也让她们成为人口质量的天然责任人诅咒符。女人选择男人的自由度越大，对下一代质量应负的责任就理所当然的越大。在女人挑选生育对象不受限制的文化中，女人就对下一代的质量负有全部责任。比如传统摩梭社会。传统摩梭母系社会为了下一代质量，极度忌讳乱伦。既然摩梭女人是生育的主体，有权选择精子来源，那么她们就有义务向全村证明自己的孩子不会导致下一辈人的乱伦。她们的孩子满月的时候，她们需要公开指认孩子的生父，以保证每个孩子都知道自己生父是谁，避免下一代乱伦。被女人指认的男人如果不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那么女人的家庭就要蒙受耻辱。按照传统的摩梭规矩，一个人同一时期只能和一个异性约会，不能同时约会两人。如果一个女人同时偷着约会两个男人，那么生下孩子，她公开指认生父时，不论她指哪个男人，都可以导致另一个男人发现她的不道德行为，可以让她名誉扫地。可如果一个男人同时偷着约会两个女人，他致使其中一人怀孕或两人同时怀孕，产妇指认这个男人是生父的话，男人只要不承认，那么蒙受耻辱的就还是女人的家庭。所以说，摩梭男女在性方面受道德约束的程度是不对等的，因为她们是生育的主体，生育的自由权利人，所以天然就是生育道德的主要责任人。
不管女人的性选择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女人的生育行为都是被制约的对象诅咒符。因为她们是生育的主体，社会要控制人口数量和质量，没有比制约女人更有效的途径。对女人来说，这是一种诅咒。可生育主体身份带来的诅咒不止于此。
女人在生育中的身体付出是不可替代的，生出婴儿的人不可避免的要经历身体上的变化诅咒符。十月怀胎不算久，可是这个过程对女人身体的改变是不可逆的。即便是医疗水平好，生育危险性极低的时代，即便有的女人产后体型可以恢复得看不出什么变化，可生育带来的内在改变是永久的。孩子一生下来，老天就给出特殊的奖赏来鼓励妈妈们哺乳：哺乳的妈妈子宫能更快的回缩到正常位置，产后大出血的危险减小，排掉恶露更快，她们也因与孩子肌肤相亲而分泌使她欣快的激素。她的身体会告诉她：你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才得到了这个孩子，她/他是多么的可爱，多么的独一无二，从此她/他便是你生命中最重大的任务，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如她/他重要；与她/他相处是对你的奖赏，让你得到快乐，与她/他分离就是对你的惩罚，让你牵挂不得安宁；如果失去了她/他，你会遭遇不可忍受的痛苦，如果她/他不如旁人的孩子，你也跟着遭受耻辱。女人生育过的身体告诉她的这些，是直接越过她的理性思考而生效的。即便女人有了孩子以后因病切除了卵巢子宫，她的孩子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仍然不会降低，因为她的身体对“母亲身份”的记忆远远不限于生殖器官中。孩子的细胞永远的留在妈妈的身体，甚至脑子里，可以从妈妈老死后的遗体上检出；它们时刻提醒着做了母亲的女人，这世上有你最该重视的人在，那就是你的孩子。很多次，一个个深爱着自己孩子的妈妈们告诉我，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她们会选择不要孩子。她们应该知道，生育的经历对她们造成了哪些剥夺。
因为老天让女人成为了生育主体性别，所以老天也同时削减了女人冒险的勇气，好让她们把更大的重点放在确保孩子的存活上诅咒符。而缺乏冒险的勇气恰恰是女人作为一个群体被他人控制的关键原因。或者可以说，女人冒险的勇气大部分都集中在生孩子养孩子这一件事上了——绝大部分生了孩子的女人，她们一辈子自愿做过的最冒险的事情，也就是生孩子了，或者救自己的孩子。即便到了每个孩子存活下来都不成问题的时代，女人仍然会受制于这一原始的特质。即便是那些尚未生育孩子的女人，也不免背负了这种特质。那些天生不具有这种特质的幸运女人，就好比是一种性少数。
而父亲的身体不会因为亲生孩子的降临而自动改变，父爱必须依靠父子的长期同居互动来培养诅咒符。父爱是文化教给男人的的情感，所以男人可以更容易的抵御父爱的操纵，也可以更容易的给父爱设定理性的条件（比如选择不爱质量不好的孩子，不爱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孩子）。由于男女这方面的差异，让一个女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养活自己的孩子，永远要比让别人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女人养她的孩子要容易，这个“别人”包括孩子的父亲。
有的动物，雌性可以不要任何帮助就养大幼崽诅咒符。可人类不行。“女人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能让孩子健康成长”是小概率事件。即便那些声称是独立养大了孩子的女人，大多数也是使用了别人的帮助（亲戚、社区或者社会）。母亲是最在乎孩子的那个人，她养孩子却无法不依靠他人的帮助，这就决定了，生了孩子的女人对他人的依赖性是非常强的。她的命运依赖别人的扶助意愿，那么她就要因此受到别人的制约。如果帮她养孩子的是母系大家庭，那么她就受到母系大家庭规矩的制约，她对孩子的家长权就要大半分给其他亲戚；如果帮她养孩子的是父系家庭，那么她就要受到丈夫和他的长辈的控制，她对孩子的家长权就要大半赋予他们；如果帮她养孩子的是既非父系也非母系的核心家庭中的丈夫，那么她就需要小心不要让丈夫拔腿走掉，把孩子扔给她一个人；如果帮她养孩子的是社会福利，那她就要接受社会的更多管辖，比如她的举动若被社会认为对孩子构成忽视或虐待，她就要承担法律后果甚至失去抚养权。2008年一个美国幼女Calyee掉进游泳池淹死，她的单身母亲Casey因而长期羁押受审，与死刑判决擦肩而过。
生育行为已经将女人置于受制于人的境地，而更不幸的是，女人的生育欲望也比男人坚挺诅咒符。有的人可能认为，男人天性喜欢更多的性伴，这就意味着男人比女人更喜欢散播自己的基因。对于有些动物来说，性欲和生育欲望是一回事，想要性就意味着想要生，可是对于人类来说，却不是这样。这样一个本应是常识的事情，在2011年得到了研究证实——人的生育欲望和性欲是分开的，女人受躯体和情感驱使而渴望生孩子（也就是有baby fever）的频率显著高于男人；女人有多想要孩子，和她对传统性别角色的信仰程度关系不大，也就是说，想要生孩子的女人不是因为社会文化告诉她你应该生，而是因为她自己就想要孩子。
美国从80年代起，自愿不要孩子的男人比例就大于女人诅咒符。现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不愿意要孩子的男人也都多于女人。根据台湾2004年的统计，台湾不想要孩子的男人是女人的近两倍，而在那些想要孩子的台湾男女中，35%的女人称自己是“自然而然就想要孩子”（天然欲望），而想要孩子的台湾男人中只有是25%是“自然而然就想要”。根据芬兰2007年的调查，男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经历过baby fever的不足一半，而女人在二十多岁时经历过baby fever的超过了三分之二。随着年龄的增长，芬兰男女对孩子的渴望程度还是一直有差异：一辈子没有经历baby fever的芬兰女人有14%，而一辈子没有经历baby fever的芬兰男人有30%， 是女人的两倍多。芬兰是全世界女性最自由的国家之一，社会并不会用礼教施压女人让她们必须要生育，父母也不需要孩子养老，生育并非是为了防老。根据上述2011年的研究，即便是都经历了baby fever的男女，经历的频率也是不一样的，女人的频率是男人的1.6倍。
女人对生育的渴望天然就大于男人，而我们现在在身边看到的，或者在某些国家看到的男人对传宗接代的高度执着，本非男人的天然渴望诅咒符。那是社会的影响造成的。随着社会的变化，男人的生育欲望可以随时发生骤降。
曾经，孩子是男人的重要财富，他们给父系家族提供保卫，为父亲充当劳动力，也是父亲的养老保障——这些义务都曾是为做儿子的不能推卸的；而女儿奉服母之命与别人家的联姻，也给父母家庭带来人脉联盟诅咒符。所以，那个时候拥有子女相当于拥有财富，于是便拥有了荣耀，而没有孩子是很丢脸的。于是，在实利和实利所派生的荣誉与羞耻文化的刺激下，男人曾经非常热衷生育。可是，以后的趋势会是，孩子对于男人，渐渐从有实际用途变为一种纯粹的负担。父亲不能把孩子带到自己的单位替自己干活，保卫功能有警察来执行，自己动手暴力保卫自己甚至是违法的；孩子长大后越来越多的不和父母住在同一城市，住在同一城市的也是啃老者多于养老者（东西方都是如此），即便使中国有赡养法，实际执行起来也没有什么力度，老人告自己的孩子要求赡养往往是白白丢脸，得不偿失。与此同时，养育孩子的负担增大了。孩子不仅是给一口饭吃养大就行，而是要上学的；西方家长虽然不必给孩子出大学学费，可是中小学期间小孩之间各种攀比都是要家长付出的。不然的话，丢脸的是家长——不论做什么事情，做砸了就比不做还要丢脸，养孩子也是，不管孩子对你有没有用处，你养出来的孩子比别人家的差，就间接说明你很差劲，那么丢脸的就是你。在这种情形下，养孩子对于男人来说除了能得到精神满足感，就只剩下实利方面的吃亏。以前遗留下来的“有孩子就有荣誉”的文化不会和养孩子带来的实利同时消失，而是会有一定的滞后性，不过这种荣誉文化的消失是没有悬念的。
在中国，我们听到在要孩子这件事上男女不合的故事，版本大都是“男的想多要，女的不想多要”或者“男的想要，女的不想”诅咒符。貌似中国男人的生育欲望超过了女人。可是正式的研究结果却是，现在中国男女平均希望生育的子女数没有差别。不过这也是暂时的，以后所有发展起来的国家男人的生育欲望都会降至女性之下。美国一项有意思的研究发现，当男人和女人表达不想要孩子的心愿时，他们从异性那里得到的反感是不同的。男人说不想要孩子，引发女人对他的反感，大于女人说不想要孩子所引发的男人对她的反感。这是一种性别双标。为什么呢？女人不想要孩子，并不威胁美国男人的经济利益，反而给男人省钱了。即便是那些想要孩子的男人也知道，真正不想要孩子的女人是少数，大部分女人的生育欲望是天然的，不管什么社会状态下都是有条件就会想要的，所以男人没有太大必要紧张。而男人不想要孩子，直接威胁女人的经济利益——“不想养活你的孩子，也不想因为你生了孩子就养活你”，而且对孩子完全没兴趣的男人比例是可以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越来越多的，于是女人就感受到了威胁。现在有些女人嫌男人亲自照料孩子的时间不足，自嘲的说自己是“丧偶式育儿”。其实，中国女人真正丧偶式育儿的时代还在前头，到那时男人就不光是不亲自照料孩子的问题，而是连经济支持也尽量不提供了。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去做五花八门的事业，有了色彩缤纷的娱乐项目可以选择，女人有了这些东西分散注意力，孩子可以晚生少要，不至于太难受诅咒符。而男人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下，生育意愿就降得更快了。据研究调查，2011年时中国男女的生育意愿已经是一致的了，可是从趋势上看，男性生育意愿的下降比女性快；也就是说，将来中国男人会比女人更不愿意承担养孩子的负担，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女人找不到一个“你生多少我就愿意帮你养多少”的男人。那些女人要么生了自己养，要么忍受生不成、没生够的缺憾感受的折磨。
男女生育欲望的不对等，是女人生育主体身份中包含的另一重诅咒诅咒符。而男人，正如我们前文讲过的，去除了生育欲望也就大大削减了结婚的必要性，男人通过同居可以获得和结婚一样多的健康收益，可女人不行。
女人的生育行为注定会越来越自由，她们什么时候生育、与谁生育、生多少个会越来越不受人为的限制诅咒符。社会也会越来越人道，直到最穷的女人也不至于活不下去，普通的贫民也活得有尊严。可这不意味着女人的生育负担会被消弭。生育的女人将会活得不如男人轻松，也会不如那些天然没有生育欲望的少数女人活得滋润。
那么到了那个时候，社会福利不是会更好吗？女人的生育负担不能由福利来弥补吗？当然，水涨船高，大家的生活水平会一起提高，大家距离饥寒交迫都会越来越远，可是社会福利是不能消除生育的女人和其他人之间的负担差距的诅咒符。原因就是一个简单的“能量守恒”原理——可用于社会发展的能量=（人们对社会的付出人们得到的报酬和福利）=人们无偿付出的总和。如果女人养育孩子的付出得到了完全的补偿，社会就会破产，根本谈不上还能向前发展。我们可以用美国奴隶制时期18041862年新奥尔良的奴隶价格来做个说明。那时候的女黑奴，小时候和中老年时都比同龄的男黑奴价格贵，唯独在生育旺期也就是二三十岁的年龄段比男黑奴便宜。二三十岁的女黑奴生了孩子可以为奴隶主增加未来的劳动力，还可以被奴隶主拿去卖掉，那么她们应该因能生育而更有价值才对，怎么会反倒比同龄男黑奴便宜了呢？因为女黑奴生了孩子，是由奴隶主承担养育支出的（比如奴隶母亲怀孕和照顾孩子耽误干活的工时）；从经济角度看，小奴隶在自己的庄园上出生长大，是让奴隶主吃亏的。婴儿奴隶也是很不值钱的，售价远远低于六十岁的老奴隶，因为奴隶主买了婴儿要养大了才能干活，经济上是不合算的。奴隶主宁愿花贵得多的价钱直接买长大的奴隶，也不愿意养奴隶婴儿。
国家政府也是一样，如果把女人因养育孩子而受到的损失全部补偿，等这些孩子长大了再成为劳动力为国家做贡献，那从经济上算根本不值诅咒符。而且，公民不是奴隶，长大了成为了劳动者也是要工资的，社会支付了劳动力本人的工资，再加上要补偿他们妈妈养大他们的损失费，等于社会为每个劳动力支付两大笔钱，那就破产了，再富裕的国家也支付不起。日本生育率已经极低，国家虽然迫切需要人口，可也只能付得起每个孩子每月两三百元人民币的补助。这点钱在日本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即便是福利再好的国家，单身妈妈的生活水平整体上也比不上本国核心家庭中的已婚妈妈，更比不上不要孩子的已婚丁克女性。其实，不管什么婚姻状态，要孩子的女人整体上都要比不要孩子的女人穷——单身妈妈比单身不要孩子的女人穷，已婚妈妈也比已婚不要孩子的女人穷。美国的调查显示，就连单身带孩子的爸爸，户人均收入也高于单身妈妈；这可能是因为，男人更能做到带孩子的同时不让孩子影响到自己的工作。
不管多么先进的社会，社会经济都要遵守能量守恒的原理诅咒符。所以生孩子的女人能拿到的社会补偿永远不可能弥补她们生养孩子的付出。除非她能找到努力配合她一起养孩子的男人，她才可能“收支平衡”。不过这取决于男人的意愿。或者，她是一个能力很差的女人，除了生孩子也不会什么其他的，谈不上为了生孩子而损失了什么其他的东西，那么生孩子换福利对她来说也可以算一件占便宜的事。不过，这种无能的女人如果在社会中占的比重过大，这个社会肯定也不会是什么先进的社会，也不可能支付得起福利。
那么，当男人不再自愿承担养孩子的负担，不再以实名的方式把精子给予女人，国家是否可以单方面增加男人的税收，补贴给女人，来代替男人对女人的育儿扶助呢？如今的高福利国家的税率已经是高到了极限，那里的男人大部分还是在生活中养育自己的孩子的诅咒符。如果他们生活中都不再养孩子，那么税率就要大大提高，才能弥补他们的撤离给女人带来的损失。提高税率本身就对经济发展有阻遏效应（阻遏消费、投资、创业），而那样超高的税率一定会给经济带来重击。如果提高税率仅仅针对男性，更会极大的得罪到整个男性群体，令他们在生产和保卫上都变得消极；而男性这个对国民经济和国家防卫极其重要的群体，是得罪不起的，哪个政客敢这样，他就是在给国家找祸事，找衰退。
有的人寄希望于“人造子宫”（放在人体外或者放在男人身上）来消弭女性的生育负担诅咒符。2004年，有两个妈妈可没有爸爸的小老鼠出世了，都是雌性；2011年，有两个爸爸可没有妈妈的小老鼠出世了，有雌有雄。基因技术可以把同性的基因捏合，作出后代，可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一点是，不论是什么样的基因组合出来的后代胚胎，都需要种在雌性的子宫里生长才能降生。非天然的子宫不可能承担诞育功能。大部分不懂医学和高等生物学的人会说，以前很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由科技来实现了，你怎么知道人造子宫就不能实现？科技发展万事皆有可能嘛。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不可能。
要研制出一个能够分分秒秒和胎儿之间精准互动反馈的人造子宫，其技术难度相当于找到人类衰老死亡的定时器并将其关闭，相当于将已经死去的人复制器官起死回生诅咒符。如果，科技真的发达到了让人不必死亡的程度，那么生育新的人口就完全没有必要了。人如果掌握了不用死的技术，也就到了老天让人类灭绝的时候了。换一个角度看，人造子宫能够普遍使用的时代，必然也是一个法制非常严格的时代；父母生了缺陷儿，孩子不能告父母，可人造子宫生出来的孩子要是有一点毛病，这个孩子长大都可以把当初将他制造出来的机构告到倾家荡产。要让制造孩子的机构一个有毛病的孩子都不出，那是不可能的。建立一个这样的机构等着有朝一日被告得倾家荡产，那根本不值。在人造子宫可以普遍应用的时代，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是极小的，什么都是机器来做，只要很少的人来操纵和研发机器就行了；同时，大部分女人仍然会有天然的生育欲望，女人自愿要的孩子就已经让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社会就更没必要用别的办法促进生育，女人自己想要一个人造子宫生的孩子，那么就自己花钱去做好了，负担还是在女人自己身上。至于男人的腹腔怀孕，或者是将人造子宫放在男人身上，其实是谣言，根本没有可行的影子。即便有了这些技术，也没有几个男人会甘愿为了要一个孩子而去对自己的身体做那么大的改变，到那个时候，男人甩脱负担不要孩子才是王道，没必要作践自己的身体。
其实，单从技术上讲，人造子宫根本从未看到过希望诅咒符。之所以有些科研文献会说它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行的，不过是为了申请更多的经费——科学家只有一口咬定这个技术有前景，有用处，才能说服拨款机构给更多的钱，让他们继续他们的工作，继续当他们的老板。
还有的人幻想靠“社会化抚养”来消除女性带孩子的负担诅咒符。美国七十年代的科幻老电影《拦截时空禁区》中，孩子就不是自己的妈妈带，而是放在统一的育儿机构养大，妈妈不用负责任。然而，在现实中这不可能。首先，女人天然的，想要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欲望就比男人强；把小孩子从妈妈身边带走的话，妈妈们是集体不能答应的。若要免除母亲对孩子的教养责任，社会也不能答应。
已经有研究表明，社会机构教育无法代替家庭教育诅咒符。社会机构只在向儿童传授知识技能方面有优势，可是在培养孩子的行为举止、道德观、人生观这些方面，是无法和家庭起的作用相比的。即便孩子大部分非睡眠时间是花在学校，花在家里的时间较少，家庭对他的影响也比学校大。美国有很多“政府收养”的孩子，按说政府机构对员工纪律要求比家庭中的家长严格，政府收养机构的孩子所受的不良待遇应该少于一般家庭。可是，政府收养的儿童长大成为的公民，质量明显不如一般家庭子女的平均水平：高中辍学率高，失业率高，犯罪率高。为什么呢？人就是这么一种动物，观点和知识的获得可以靠社会，可性格和情操的形成就是靠家庭。如果一个孩子知道，他的教养者都不是他的亲戚，和他之间没有永远的关系，教养者只是在这个机构上班的员工，只是在完成工作赚一份工资而已，人家随时可以离开这个机构或者被分配去教养别的孩子，然后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没有家庭荣誉感和家庭归属感，孩子会觉得有多大必要把教养者的教导往心里去呢？孩子会觉得有多大必要不去辜负教养者的爱，让教养者为他而自豪呢？这就是机构教养出来的孩子素质低的原因。
现在政府出面收养一些孩子，是迫不得已，是因为有低素质人口虐待抛弃孩子诅咒符。社会只会在找不到合适的监护人，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把孩子收养到机构中去，而且也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到合适的收养人把孩子领走。任何政府都永远不可能愿意把所有的孩子或者大部分孩子收养进社会机构，因为那样将意味着公民素质的下降，是社会的灾难。
到了未来，如果社会有了“社会化抚养”所有孩子的能力，社会一定是很富足的，一定是高度文明和法治，家庭内部也会是文明的，虐待孩子的事情会大大少于现在诅咒符。那么政府要是把那些在家中不会被虐待的孩子们收养进机构，就将是花钱的同时还降低人口素质，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即便未来的托儿服务再便利，即便孩子白天大部分时间都不在父母身边度过，即便托儿和入学的补助政策再健全，孩子还是会在放学后让父母领回家去，父母还会是政府指定的养育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如果男人为了躲避负担而不再向女人提供实名的精子，那么母亲就只能独自充当养育孩子的第一责任人。
长久以来，女人自己和她们的孩子处于被控制的境地，换取了让别人来帮助她们承担她们天造地设的生理负担诅咒符。如果在生育这件事上，允许女人摆脱一切控制的同时，也让她们自己去承担自己的生理，她们会如何想呢？这样的一个主张其实已经存在了多年，2016年在瑞典被提交立法审议——在女人被允许堕胎的孕期中（截止到孕18周），胎儿的父亲如果不想对孩子负责任，就签署法律文件分割自己和胎儿的一切关系，即便孩子出生他也不享有任何家长权利，同时也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叫做男人的“弃胎权”。此项提案在责任与权利的逻辑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虽然女人怀孕是男女两个人的行为所致，可是在允许堕胎的国家，怀孕本身并不导致孩子的出生，导致孩子出生的是孕母的保胎决定。而在瑞典，孕母是保胎还是堕胎，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包括胎儿的父亲。那么既然孩子出生与否的决定权在母亲一人的身上，那么根据责权对应的原则，养育孩子的责任也可以放在母亲一人身上。胎儿的父亲拒绝了对孩子的责任，同时也就不享有作为父亲的任何权利，这一点也符合责权对应的原则。男人在胎儿18周之内提出不对孩子负责，也给了女人堕胎的时间——如果不想一个人养孩子，可以堕胎，如果不介意一个人养孩子，就不用堕胎。
可是，这样一个提案是不会得到多少女人的支持的诅咒符。因为一旦男人不愿意对未来的孩子负责，女人如果堕胎，对她的身体来说是有代价的，或者孕妇对胎儿产生了感情，无法做出堕胎的决定，也会导致她独自受到孩子的拖累。她们不希望男人能够直接走掉不承担这些。可是，大多数女人不会想：“我要承受堕胎，我会对胎儿产生感情，这些都是我的生理决定的，这个生理特征是老天给的，不是男人导致的，所以不应该由男人来承担。”大多数女人也不会想：“男人如果拒绝负责，那他就没有家长权了，我和我的孩子都不会受他的控制，那么我一个人负担我的孩子，来换取我和我的孩子免受控制，这是很值得的。”为什么？因为对于女人来说，自己承担自己的全部生理负担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女人自古至今都没有习惯过自己承担自己的全部生理负担。女人习惯的是，给出自己的部分人身主权和孩子的家长权，来交换别人分担她们的生理负担。对于女人来说，自己承担自己的全部生理负担，来换取生育的完全自由和对孩子家长权的独占，根本就不值。
是有一些女人非自愿的成为了单身妈妈，同时的确不享受任何扶助诅咒符。可是她们是悲惨的范例。没人想跟她们学。而自愿的去做单身妈妈，为此可以不要任何育儿扶助的女人有多少呢？在任何国家都非常少，少到只能找到个案可是统计不出比例。
瑞典政府不会通过那样一个允许男人弃胎的法案诅咒符。因为没有男人帮助的母亲一旦遇到困难，在发生不人道的后果之前，政府就有义务救助；政府若允许男人弃胎，就等于给自己增加了额外的经济负担，政府肯定是不愿意的。不过，男人弃胎权的呼声在民间的多年存在，和后来它成为提案，都说明了男人丢弃育儿负担的意愿；即便弃胎权法案不能通过，男人也会越来越多的避免把实名精子给予女人。
在不同的时代，伴随女人的生育主体身份而来的诅咒给女人施加的具体影响可能不同，可这诅咒一直都在，它是不会消散的诅咒符。随着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女人觉得现在的日子要比以往好过得多，选择也更多，可是生育主体身份给她们带来的，仍然是负面的影响。不过，到现在为止，这诅咒还没有发挥出最大的效力；将来会有一个纪元，全体女人将第一次被迫为自己的生育行为买全单，那个时候，将没有人能再忽视这诅咒的威力。
我们能做什么呢？比起人造子宫，更靠谱的项目是寻找引发女人天然生育欲望的基因和引发母性的基因，研究关闭这些基因的方式，让不愿意接受生育主体身份诅咒的女人可以选择去关闭自己身上的这些基因诅咒符。只有那样，女人才可能尝到真正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