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倾覆之后，为何那么多人选择成为诗僧？:供僧

在中国僧诗发展史上，清初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供僧。清初僧诗代表着有清一代僧诗发展的最高水准，其繁盛是在明亡清兴的历史大变局下展开的，又一次印证了“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文学思辨。遗民诗僧是清初僧诗的创作主力。所谓遗民诗僧，除一部分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前明王朝的原佛门中人外，有相当多的人为遗民转为僧侣者，起初为寻常士大夫，而在王朝倾覆时落发出家，即所谓“逃禅”。其中不乏坚定抗清且一度投身军旅的志士，如遗民诗僧中文学成就突出的今释（原名金堡）、今种（原名屈大均），生平履历均有传奇性。后者为恢复明朝，联络反清人员，一生行走八方、屡涉险境，身份在僧俗间反复切换。遗憾的是，因作品中的违碍文字，今释、今种诗文在流传过程中均陷入“文字狱”案而被大面积禁毁。

逃禅乃出于现实考虑，并非等于从内心皈依了佛门供僧。身在佛门心在儒的情况普遍存在，兼之清初帝王对禅宗的扶持，直接造成清初佛教的发展走向世俗化，方内世界亦有方外景象，其间斗争波澜起伏，公案迭出，如黄宗羲诗云：“脱得朝中朋党累，法门依旧有戈矛。”陈垣在其名著《清初僧诤记》一书中着力考证了颇得清廷器重的道忞对弘储的攻击，将之视为清初僧诤的门户势力之争，即僧侣中“遗民”一派与“贰臣”一派的对立。严迪昌在《清诗史》中以清初诗坛的一则掌故诠释：道忞在未应召前曾编订同人诗文集《新蒲绿集》，取意于杜甫《哀江头》之“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句，他成为佛门新贵以后就被人们以“新蒲绿”讽刺。另一方面，弘储《闲居拟古三首寄毗陵邹子》所咏“黄金无角，穿我层岳；腥雨无牙，啮我岩华。君子憔悴，屦以易蒉。坎坎鼓缶，大吕将坠”，似又在感叹险峻的时势氛围。再如，函可因私携逆书案件被清廷流放沈阳，表面上看这是一起“文字狱”性质的案件，实则函可因“谋叛”而接触洪承畴。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指出函可在丙戌年（1646）颇显机密地往返于金陵、岭南之间，为南方反清运动奔走游说。相关结论固然需要深度的史料解读和精准的历史眼光，而函可《千山诗集》的一些诗作也透露了其行迹的线索。因此，清初僧诗不可具有抒发情感的功能，在呼应显性及隐性史实乃至在思想史的层面上也有其笺证价值。此外，僧诗中的一些现实题材作品另可丰富诗僧的历史形象。大汕与屈大均、潘耒等遗民的交恶同样耐人寻味，直接关系到对大汕历史形象的解读。大汕“在欲行禅”，言行多有悖离佛门，而据史料记载其人品确有为人訾议之处，可其诗却是另一番境界，换言之，其诗品与人品难以对应，如《河决行》《地震行》诸作，关怀现实，有杜诗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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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表现僧诗特色，带有“烟霞气”的禅境书写一般不会因为时代而改变，清初亦然供僧。总的说来，禅境书写作为僧诗中普遍的存在历经长久积淀，在清初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可别具神韵的作品仍俯拾即是，如大成《山居》一诗：“一株两株老松青，松下结个小茅亭。三日五日来一次，肩荷楖栗手持经。读经读到山月出，听松听罢天落星。适然抛卷松间卧，梦与松根乞茯苓”，呈现出一派富含生趣的方外生活图景。相对而言，清初诗僧在诗学理论方面特具建树，弘智（原名方以智）尤是其中代表，他在诗之本体、体式、声律、法度、情感、审美等方面皆有精到的议论，其中又含有深刻的哲学思辨，在明末清初文学思想史上有其一席之地。其他如大汕、今释等也都在诗学领域留下独到之见。

李晨：清初僧诗之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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