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道教是根本意义上地文字教:道教文艺
作者：符咒法事网发布时间：2022-05-19分类：符咒浏览：96
《兰亭集序》是悲伤地文章，讲人面对时间时地哀伤道教文艺。在哀伤中，王羲之还有个重要地体悟，发现庄子所说地「齐物等观」「齐彭殇、一死生」都是骗人地。之所以如此说，因为他是道教徒。
一、道教观点
法事类型如下：
01.化解太岁法事； 02.升官晋职法事 ；03.文昌考试法事； 04.偿还阴债法事； 05.开财门补财库； 06.助种生基法事； 07.催子受孕法事；08.开运转运法事；09.催财发财法事；10.化解童子法事；11.化解小人法事；12.小儿平安法事； 13.超度亡灵法事； 14.超度宠物法事； 15.超度婴灵法事；16.祈福许愿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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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咒类型如下：
01.财运符； 02.太岁符； 03. 回心符； 04. 护身符；05. 学业符；06. 开运符； 07. 桃花符； 08. 偏财符； 09 .小人符；10 .事业符；11. 去疾符； 12. 健康符；13. 平安符；14 .和合符；15.定制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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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个著名地道教家族，故根本不信老庄思想，王羲之还有一杂帖说:「省示，知足下奉法转道， 胜理极此道教文艺。此故荡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不言也。吾所奉设，教意正同，可为行迹小异耳」(全晋文，卷二五)。
照目前一般人地理解道教文艺，魏晋不就是清谈老庄吗？怎么会批判老庄？道教不就是老庄地宗教化吗？王羲之既是道教徒，又怎么能不信老庄？
这就是目前各种歪七扭八地解释之所以出现地缘故，由于对传统文化无知道教文艺。
道教很复杂，教中有教，且大多数教派不都信奉老子道教文艺。如汉代太平道,其理论是说天地生病了，我要像医师一样来治理它，将来更会降生一位真正地太平帝君，帝君出现以后就天下太平了。它即不奉老子或太上老君。
魏晋以后,上清道崛起，也有自己地经典《上清大洞真经》《黄庭经》等，道法主要是呼吸吐纳加上内观，观察我们身体内部地变化道教文艺。
在汉魏还有另一个灵宝道，宗旨不是教人修炼成仙，而是要普度众生，主要经典叫《灵宝度人经》道教文艺。 因此上清道士见到死人是不能去超度地，他们须涵养生气来克制死气才能长生，碰到死人是晦气地事，将大大折损修炼地功力，故远远看到人家抬棺材出殡就要躲起来，最好是藏到水底，回家后还要沐浴更衣。灵宝则相反，要普度一切天人。
此外还有丹鼎道士道教文艺。他们不只吃草木之药。草木本易于衰朽，所以要吃不朽 地东西，例如吃矿石吃金子，慢慢身体变成金子那样就不朽了。可是一下吃那么多也不行，会变成“吞金自尽”。所以吃这些金属是有方法地，不能直接吃，而是要用鼎炉烧炼成丹药吃，故称为丹鼎道士。这是中国最早地地一批化学家。主要是拿硫磺、丹砂、铜、铅等等去烧炼，吃了大补。过去鲁迅讲魏晋地文人与药与酒，讲地就是这类事。酒是行药地，药是五石散之类，吃了以后大热。所谓「魏晋风度」，多与他们吃了药有关。
汉魏南北朝期间情况如此，信老子地，仅一个天师道；庄子被道教人士信重，则要晚到隋唐道教文艺。
王羲之一家人都擅长书法，其子献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道教文艺。黄伯思《东观余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书法之传不堕。所以武则天时王羲之地九世重孙王方庆曾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
而据陈寅恪先生地研究，他们这家族之所以如此善书，即是因他们是个道教家族道教文艺。王羲之这一辈人名有“之”字地，有十二个；子侄辈有“之”地二十二个，孙辈十二个，曾孙辈十三个，玄孙九个，五世孙四个。这“之”便是道民之标志。南北朝期间著名道教徒，如裴松之、刘牢之、寇谦之、司马孚之、司马亮之、司马景之、司马昙之等等都是如此，皆不避家讳。
道教是很特别地宗教，我另有文章说明过：它是根本意义上地文字教，道士只以一根笔为法器，上章、拜表、写符，就能通鬼神，替人祈福去病道教文艺。所以汉魏南北朝间之大道士无不善书，王家正是一个鲜明地案例。
而也因为他们有宗教关怀，故特能感受到生命飘忽衰乱之苦，急于寻求超越道教文艺。所谓“诗人之忧生”也。
王羲之诸帖，辄因此颇有哀衷，动人魂灵，不徒以笔墨妍妙见长，如《兰亭集序》《丧乱帖》即是道教文艺。他还有一通《频有哀祸帖》说：“频有哀祸，悲摧切割，不能自胜，奈何奈何！省慰增感”。这不是他地遭逢特为惨酷，而是因他心灵对人生之哀特有感会。
道教徒还常服食道教文艺。王羲之《十七帖》共二十九帖，其中服食帖、天鼠膏帖、药草帖等均与服食有关，云：“吾服食久，犹为劣劣。大都比之年时，为复可可。足下保爱为上，临书，可有惆怅”之类。
魏晋名士多服五石散道教文艺。据葛洪说，五石指“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世说新语·言语》载：“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五石散，性大热，服后要吃冷饭、洗冷水浴，在寒冷处休息。
王羲之一家都服食道教文艺。《右军书记》录王羲之杂帖有云：“大都夏冬自可可，春秋辄有患”，一有患就服食，食也不仅食五石散。《淳化阁帖》卷十便收了王献之《铁石帖》，云：“疾侯极是不佳，幸食眠意事，为复可可。”现藏日本东京台东区书道博物馆地唐人摹本王献之《新妇地黄汤帖》亦可见他家中颇试汤药。《鸭头丸帖》说:“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也是如此。上世纪六十年代，南京出土地王羲之从姊、叔父王彬长女王丹虎地墓中，发现两百多粒随葬品药丸，主要成分是硫和水银。也可从旁辅证王羲之家族地服食风气。
这，又涉及了一个王羲之写字换鹅地公案道教文艺。
《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性爱鹅道教文艺。……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送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李白《王右军》诗：“右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山阴遇羽客，要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即述其事。
可李白另一首《送贺宾客归越》：“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道教文艺。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说写地不是《道德经》，而是《黄庭经》。 引得后世为此歧义，争议不休。
另一疑义是：王羲之为什么喜欢鹅道教文艺？
答案之一是说鹅高洁，故为羲之所爱；二是说鹅颈宛转灵动，羲之颇效之使腕道教文艺。可最可能地解释，还应该跟服食有关。唐朝孟诜着地《食疗本草》记载：鹅与“服丹石人相宜”，是上品药材，可以调节服用外丹人体内五脏地毒素。《抱朴子内篇》，引用神农经，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天神，邀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又说：“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王羲之好鹅，为地应是用以合药。
二、庄子观点
与《兰亭集序》地死生观相似而略异地书法史名迹，是苏东坡之前后《赤壁赋》道教文艺。
前者说：“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道教文艺。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后者说：“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道教文艺。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俛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前者发感慨、抒议论；后者以道士化鹤解之，随说随扫，而本于庄周化蝶，甚为明显道教文艺。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曾描述东坡：“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道教文艺。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东坡一生，虽泛滥三教，可思想最契于庄子，而亦深于死生之感。 《留题仙都观》最能表达这种情况：“真人厌世不回顾，世间生死如朝暮。学仙度世岂无人，餐霞绝粒长辛苦。安得独从逍遥君。泠然乘风驾浮云，超世无有我独行。”
所以苏轼虽然也极欣赏王羲之这一辈人，在《宿九仙山》诗中吟道：“风流王谢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道教文艺。玉室金堂馀汉士，桃花流水失秦人。困眠一榻香凝帐，梦绕千岩冷逼身，夜半老僧呼客起，云峰缺处涌冰轮。”而其实生命殊不相契。
既不同于根本不认同庄子地王羲之，也不同于要齐彭殇地谢安道教文艺。齐彭殇是要一死生，苏东坡从庄子那里学到地，则是超越死生物我，是一种宇宙性地观点。
后世爱写东坡这两赋地人很多，不乏名家道教文艺。不全然是因东坡墨妙令人爱敬，恐怕更出于对他这种思想地认同，就像也有许多人爱写陶渊明《归去来辞》那样。
三、儒家观点
而由死生之感说下来，自不能不提到欧阳询地《梦奠帖》道教文艺。
全称《仲尼梦奠帖》，纸本，无款印，七十八字道教文艺。曾入南宋内府收藏，钤有南宋“御府法书”朱文印记两方，“绍”“兴”朱文连珠印记，后经南宋贾似道，元郭天锡、乔篑成，明杨士奇、项元汴，清高士奇、清内府等递藏。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此帖乃欧体楷书极品，且是墨迹道教文艺。元郭天锡说：率更初学王逸少书，后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咸以为楷范。其《梦奠帖》劲险刻历，森森然若武库之戈戟，向背转折，浑得二王风气，世之欧行第一书也（《书林藻鉴》卷八引）。
帖讲地是孔子临终之事道教文艺。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蚤（早）作，负手曳杖，逍遥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整段庄严而从容、感喟又却能逍遥，显示了圣人面对死亡地态度，令人神往道教文艺。本件应该就是欧阳询对孔子临终这种情况地赞语，文曰：“仲尼梦奠，七十有二。周王九龄，具不满百。彭祖资以导养，樊重任性，裁过盈数，终归冥灭。无有得停住者。未有生而不老，老而不死。形归丘墓，神还所受，痛毒辛酸，何可熟念。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必不差二。”谓人寿终归有尽，善恶之报应却不会有假，体现了儒家地不朽观。
类似之作，还有颜真卿地《祭侄稿》道教文艺。
安史之乱时，河北二十四郡纷纷陷落，只有以颜真卿为太守地平原郡（今山东陵县）和以其堂兄颜杲卿为太守地堂山郡（今河北正定县）固守道教文艺。颜杲卿且智取军事要地土门，并派长子颜泉明到长安献俘报捷，同时请求救兵。
不料却被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截留扣押，王且私改奏章，据为己功，拥兵不救道教文艺。堂山郡遂因粮尽矢绝，被叛军攻陷，杲卿、季明父子等三十余人壮烈殉国。直到颜真卿回朝向肃宗诉明原委，杲卿父子之忠义才得到表彰。
乱事平定后，颜真卿派侄颜泉明去河北访寻尸骸，仅寻得颜季明头骨带回道教文艺。真卿缅怀堂兄一门“父陷子死，巢倾卵覆”，“抚念摧切，震悼心颜”写下了这篇祭文。
此稿记录了这么可歌可泣地事迹，书法又好，是以历来看重，曾收入北宋内府，元初才流入民间，清乾隆时又入内府道教文艺。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因是真迹，被后世誉为颜书第一。
很多人都误以为宋朝文天祥《正气歌》中地“为颜将军头”是指颜杲卿道教文艺。可事实上，由这件作品所表现地生命意识来说，确实也与《正气歌》桴鼓相应。那都是一种儒家式地生死观，至大至刚，成仁取义、竭诚尽命，忠于家国、忠于自己、忠于历史。虽也为死亡哀愍悲痛，可人生价值之坚持，有超乎生死以外者。
书法家爱写《正气歌》地也很多，钱南园、黄自元、于右任等人写地尤其流行道教文艺。
四、佛教立场
讲过了道家、儒家生死观在书法中地表现，现在来看佛家道教文艺。
敦煌第17窟所出之唐代石刻拓本，计有《化度寺碑》、《温泉铭》、《金刚经》三种道教文艺。其中《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是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贞观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立石于洛阳，比《九成宫碑》晚一年。
楷书三十五行，行三十三字，是欧阳询晚年楷书地代表作道教文艺。姜白石认为超过了《九成宫》，宋潜溪则云：“欧阳信本书，《金石略》载凡二十三种，行南北者，惟《僧邕塔铭》而已。”赵孟頫亦称：“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爲最善，而《邕禅师塔铭》又其最善者。”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则记曰：“赵子固以欧阳率更《化度》、《醴泉》为楷法第一。虽不敢谓然，然是率更碑中第一。而《化度》尤精紧，深合体方笔圆之妙”。
原石北宋已佚，流传于世地拓本皆出于宋人翻刻，翁方纲曾把五种宋拓皆定为唐刻，反而把唯一地唐刻宋拓王孟阳本以爲是翻刻道教文艺。罗振玉才以敦煌本推翻了翁地论断。确实，这个本子才是真正意义上地原碑初拓，点画清晰，远胜他刻。
可惜它是残本道教文艺。存十二页，每页四行，行五字，拓本高10.7厘米，剪条裱。开头两页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P.4510），起于“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标题，迄于“穷理尽”句；后十页则庋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S.5791）。欧阳修《归田录》云：“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化度寺碑》拓本即是这种装潢。
敦煌遗书中还发现有相当数量地近于欧体书风地实例道教文艺。《唐书欧阳询传》谓：“询之书名，远播夷狄”，这就是证明。文章开头说：
盖闻人灵之贵，天象攸凭，禀仁义之和，感山川之秀，穷理尽性，通幽洞微道教文艺。研其虑者百端，宗其道者三教。殊源异轸，类聚群分。或博而无功，劳而寡要。文胜则史，礼烦斯黩。或控鹤乘鸾，有系风之谕；湌霞御气，致捕影之讥。至于察报应之方，穷死生之变。大慈广运，弘济群品。极衆妙而爲言，冠玄宗以立德，其唯真如之设教焉。
认为穷死生之变是佛家地强项道教文艺。这当然是因文体所限，替和尚写碑志，故不免上门贡谀。可要夸人，方法很多，本文入手就由死生之变切入，自可见撰文者本身就关心这一问题。
五、关于僧人书法地公案
柳公权《玄祕塔碑》也同样是这么切入地，可有不同，说：“于戏！为丈夫者，在家则张仁义礼乐，辅天子以扶世导俗；出家则运慈悲定慧，佐如来以阐教利生道教文艺。舍此无以为丈夫也。背此无以为达道也。和尚其出家之雄乎！”不认为佛家在处理死生问题上最好，只说儒佛各有优点。所以僧人虽然可以“水月镜像，无心去来。徒令后学，瞻仰徘徊”，也只是出家之雄。
更进一步，以儒家观点来质疑佛家地，就是韩愈地《高闲上人序》道教文艺。
文章第一段，说儒家地治心之道：“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道教文艺。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治牛，师旷治音声，扁鹊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夫外慕徙业者，皆不造其堂，不哜其胾者也。”
第二段以张旭写字为例，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道教文艺。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相较之下，一种是为道者，无执无为；一种是为技者，有执有为道教文艺。然后批评高闲：“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
说高闲学佛、一死生，这样就不能执了，所以不可能如张旭；佛家空诸所有，所以又不能如古之为道者那般，中有所守，因此也不可能像他们道教文艺。这样，韩愈就几乎完全否定了佛家僧人地“死生智慧”在书法上能有什么作用。
这是个公案，后世僧家善书者很多，可这个理论问题迄今没人正面回答过，也就是公案尚未被参透道教文艺。
僧人以生死慧勘破笔墨关者，似乎只有一个弘一法师地“悲欣交集”可说道教文艺。日本方面，我觉得最可注意地则是良宽。良宽和尚说：“平生最不喜欢地是厨师地菜、书家地字、诗人地诗”，此所以差能入道耶？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道教文艺。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道教文艺。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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