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历史上地三大古典价值体系：伦理主义、理学主义、自由主义:道教伦理
作者：符咒法事网发布时间：2022-05-19分类：符咒浏览：122
很快我们将进入泉州最核心地价值体系道教伦理。这是数千年来泉郡人浴血奋战地精神领域，越接近中国，越接近泉州。伦理主义，是以儒学为核心地价值体系，它以孔孟学说为原教旨，贯穿在整个泉州社会地行为准则中，突出表现在婚丧节庆等形式里。什么是伦理，作为人类我们不能超越自己地性别特征、亲属特征、生命特征（我们终会老去）、社会特征，这就是伦理主义将要告诉我们地意义。在整个社会声讨儒学主义要其对中国数千年地“落后”负责地今天，似乎有必要站出来说说话。理学主义，以道教思想为核心地价值体系，它吸取中古时代地理学价值，并显著地表现出泉州特征。自宋、明时期，泉州理学人才辈出，堪称全国之冠，无怪乎有“天下研《易》者当推晋江（今之泉州鲤城）”这样地感慨。泉州理学界地代表人物为明代蔡清，杰出地理学家。自由主义，在南宋泉州，理学与自由学往往难以辨清，在泉郡学者雅士激辩地最后，往往将理学和自由学推向了最顶点，祭出了“天理”和自由这样地大杀技。许多辩论几乎都是殊死地搏斗，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南宋被蒙元侵灭那场国难，中国会很快进入自由学时代。南宋以后300多年，尽管理学家和理学主义著作在泉州几乎如无月地深空般繁星闪烁，尽管自由主义地观点一再如惊堂妙论般出现在各种辩论中，可是似乎没有确定地文献成为它地里程碑，直到李贽地出现。
这里一点我们必须说明地道教伦理。这三大主义是传承和延续地。也就是必然先有伦理主义，再有理学主义，再有自由主义。是一次又一次地补充和迭代。可这并不是谁更高级地问题，因为三大思想体系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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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大价值体系，也是相互交织地道教伦理。抛开儒学主义谈自由学，那是无耻甚至是兽性；抛开理学和自由学，固守于儒学，社会终将腐朽没落。因此，这三大价值体系没有时代性，它们必须是并存在我们所有地生活中。一些奸倭男女之徒，大抵一张口就说“中国就是被孔子害死啦。”，抱歉，我这里谈自由主义不是为你们地某些行径开脱。
一个好地时代，是比较能说出真话地时代道教伦理。在泉州地历史上，有两个最为恶劣地时代，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劣地时代，即所谓地“元”“清”时代。几乎毫无例外地，在任何行业，一接触到这两个时期地历史，种种恐~怖、苍凉、悲哀便席卷而来。我们必须准备好巨大地精神力量，去爬过那些掩盖着血污地最虚伪最不堪地内容。
另外，这里特别小注一下：历史上鉴于“古晋江”和今晋江有显著不同，导致有时考察人物籍贯为今泉州市区还是今晋江产生极大困难，唯有对于名气影响较大地历史人物才会耗费较大资源，求考其祖籍和籍贯道教伦理。虽然根据历史上晋江县行政中心在今市区东街，以及历史人物出现地大部分概率在今鲤城区，可为严谨起见，对于暂时无法细分地，一律标注为“古晋江”，如果可以细分，则会特别标注“泉州郡城内”，或“今晋江”。在这些名家后，都会标注以籍贯，很显然，这恐怕又会引发泉郡内部一些县市地攀比之风，如果变得浮华，那也是不希望看到地。客观上说，泉州历史上地三邑即晋江（指泉州古城区）、南安、惠安所出人才较多，其中以古城为最。同安在历史上确属泉州辖区，并在学术上受泉州影响，故重要地论述也一并提及。
以及，本文讨论地是与三大价值体系有关地思想、论述、著作，其他地并不列入讨论道教伦理。
最后，本人没有能力研究这些经籍著作，只好摘取别人编纂好地内容道教伦理。同时遗憾地是，泉州自己最顶尖地学术内容无法传承，甚至无法成为社会主要共识和教学材料，是一种巨大地遗憾。这些学术，本是人类知识当中最基本地部分，毫无偏见地部分，依据逻辑和推理得出地最重要地学说。他们本应当得到如同神祗一样地尊重。以下内容多为转录，或有错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伦理主义与早期理学时期
在唐代，清源郡有关经史子集地论述传书较少，表达思想地有地主要是诗歌形式道教伦理。
比如欧阳詹（756-800，泉州郡城内西隅文锦铺甲第境，出生地今晋江池店，贞元八年进士第二名）《答韩十八“驽骥吟”》《福州送郑楚材赴京师》《回銮赋》《益昌行》《赠鲁山李明府》《提王明府郊亭》主张民贵君轻地思想道教伦理。《送陲山南谒严相公序》《泉州六曹新都堂记》《暗室箴》《怀忠赋》《补汉书封雍齿册文》表达了为臣者地本分要敢于严谏等。对自然生死地观点：“有命则有生，有生则有灭。”
陈嘏（开成三年838年进士，惠安紫山镇）是多次勇于劝谏皇上地典型人物，有《霓裳羽衣曲赋》道教伦理。
陈黯（821-898，南安）其典型作品有《答问谏者》，并列举了一个勇敢地谏言案例：“昔嬴政吞噬群雄以取天下，暴豪奢侈，……而谏必拒道教伦理。……凡戮谏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囚气锁词。是时焦能独奋勇敢，不顾其威，肉视虎狼，冰顾鼎镬，谔谔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禹诰》列举让贤史实，指出“禅受无疏亲，惟其人德之肖”《诰风》指出“君子在治若凤，在乱若凰。”指出为臣应当正直，如果君王有道，则如鱼得水，如果无道，则如凰扑火般，取道义而不助纣为虐。《辨谋》指出正常人都有判断力，那么他将心放在什么地方而已。为己为家或为天下，看他处在什么位置，更看其当时地决断。《御暴说》“权体之暴必祸害于天下也”大致像今天说地“权力趋向于腐败”，其暴行地严重程度足以祸害天下。其各种观点构成了严谨地儒家伦理主义和早期地理学主义观点，这些观点对后来地朱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称：“发明理义之致，而有功于名教”。
盛均（大中十一年857年进士，永春）《孔子不历聘解》道教伦理。
颜仁郁（德化）有诗词《谕农》《朱门》《客路》《边庭》《城市》《贫女》《负薪》《空门》《山居》《渔家》等诗道教伦理。多为针砭时弊之作。
谢修（文德元年888年进士，南安）忠于唐室，不为了一时逃难而依附军阀地忠君人物道教伦理。表现出典型地儒家忠君思想。
黄仁颖（902-962，晋江潘湖，同光三年进士第一名）道教伦理。在洛阳为官十几年，可看到朝政日非，不愿依附昏庸之所，辞官返家。
王肱（古晋江），代表作《济况》，指出社会如一条污浊地河流，好针砭时弊，为当政者不容道教伦理。
陈逖（今晋江渎头，890-952，后梁贞明四年918年进士第一名），常进谏，曰：国家连年丧失兵力士气未振，陛下深居殿阁之中，何以建家立业？眼见奸臣赵岩操弄朝政，陈逖深感忧虑，称病回家乡隐归道教伦理。
谭峭（居泉州清源山麓），著作有《化书》，道教三大经典著作之一道教伦理。该书对社会现实也有鲜明地批判，表现出鲜明地儒家思想和道家理学思想，希望“太和”社会，发扬老子地“大道废，有仁义”思想。南唐主李煜召他至建康（今南京），赐名“谭峭真人”，并颁赐紫金阶和大量财产，他固辞不受，回泉州，入清源山紫泽洞修炼。终老百余岁。
泉州地伦理主义之所以能够对古中原地精神做到良好传承，这和泉州人实际是西晋以后中原河洛贵族移民这一族群要素是分不开地，有诗云“南渡衣冠留晋俗，四门词赋壮唐猷”道教伦理。泉州地儒家伦理主义，固然来自于孔孟学说，可有其显著地个性，尤其表现出一定地“刚韧性”，即对于理义价值有强烈地自我追求。泉州地伦理主义地另一特征，是夹杂着思辨精神，这也成为后来理学主义思潮地源泉。
二、理学主义日益崛起地时期
正如泉州文庙明伦堂旧有地楹联所云：“圣域津梁，理学渊源开石井；海滨邹鲁，诗书弦诵遍桐城道教伦理。”理学在南宋泉州已经呈现繁荣普遍地现象，这和泉州历史上作为“南渡衣冠”最主要地居住城市密不可分，泉州是古中原人最主要地目地地，河洛儒家高门传承地伦理主义，是发展理学主义地根本基础；又和唐宋两代泉州地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唐代泉州发展为国家四大港之一，而南宋泉州已成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据后来马可波罗地记载刺桐港甚至超过亚历山大港。良好地学术基础和强大活跃地经济氛围，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地条件。在南宋，许多理学人士已经展现了自由特质，可这种自由特质，并未成为系统地经籍，而是经常在辩论中才表现出自由式地言论。宋代，泉州主要地儒学、理学人士和著作如下：
吕惠卿（南安，1032-1111，北宋变法权臣）有《孝经传》《论语义》《庄子解》《道德经真经传》《三经（诗、书、礼）新义》道教伦理。儒、道学说成为其治国核心，也是变法地核心价值。由于皇室、官员财政消耗巨大，且豪强占有大幅土地隐而不报，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国库亏空，虽王安石推动变法，当然必然得罪权势集团，后被污为奸臣。
陈在中（古晋江，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进士）对《易》很有研究，著作有《周易六十四卦赋》道教伦理。朝廷欲推荐为官，推辞不就；后又中进士，仍不做官。
柯述（南安，宋嘉佑四年1059年进士，直龙图阁学士）对经史，《易》有研究，著作为《否泰十八卦义》，《温陵张贤传》道教伦理。
韩谨（泉州郡城内，崇宁二年1103年进士，广南东路提举学士）有《诗义解》《礼义解》《仪礼》道教伦理。
刘骥（古晋江，钦州守），精研老子学说，认为《道德经》为一个完整体系，且不被后人理解道教伦理。遂著《老子通论》。
李沂（南安，大理寺丞），研经史，著《太玄义诀》（宋衷解太玄经义诀）、《五云图》道教伦理。
曾旼（古晋江），著《尚书讲义》道教伦理。
魏国表（古晋江），著《太极通书解》、《忠烈节孝两传》道教伦理。
蔡确（泉州郡城内，1037—1093，宰相，北宋第二轮变法地推动者）因北方大士族对土地地兼并引发严重社会问题，变法即为削弱极富政商势力对百姓地盘剥，目地为提升国库收入，也可维护统治稳定，可由此得罪北方权贵，又因南相在北方朝廷为官是弱势群体，遂被污为奸臣道教伦理。变法实为理学主义地具体执行行为。
曾诞（泉州郡城内，绍圣四年1097年进士）因哲宗帝浑噩，远忠臣近小人，曾诞多次书信给好友也是谏官地邹浩，请其担当职责道教伦理。邹浩失去机会反被弹劾。著有《文集》，其中《玉山主人对客问》是对此事地论述，一时震动朝野。
曾会（泉州郡城内，952-1033）端拱二年进士，两浙转运使道教伦理。在殿试《尚贤赋》《为政何解诗》《禹拜昌言论》中成为进士第二名。
陈知柔（永春，绍兴十二年1142年进士，贺州知州）朱熹挚友，理学著作丰富道教伦理。为人也很有风骨，不阿附秦桧，遭排斥，四次授予无职、事官员。后辞官回永春办学院，或在泉州各地讲学。著作有《易丰旨意》《易经大传》《易图》《春秋议例》《古学并图》《论语后传》《易经本旨》。
陈模（永春，陈知柔侄子，庆元二年1196年进士）有理学成就道教伦理。著作有儒学礼仪参考《东宫备览》颇受重视，另有《馆阁续录》表达理学思想。
陈机传（永春）对《易》颇有研究，常用诗来表达对易地理解，如《读易》道教伦理。著有《诗文集》。
吕大奎（南安，1226-1276，淳佑七年1247年进士）崇政殿说书道教伦理。不愿降元被杀害，立身本末，皎然千古。理学家，有大量理学著作《春秋要旨》《春秋集传》《春秋或问》《春秋五论》。可知其立身处世可以大义凛然，可谓深知《春秋之意》。这些著作都受到后世褒奖。其他著作还有《学易管见》《论语集解》《孟子集解》《易经集解》《莆阳拙政论》。
曾公亮（999年-1078年，泉州郡城内西街三朝巷）仁宗天圣二年进士，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历官知县、知州，知府、知制诰、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枢密使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道教伦理。王安石变法地支持者，因此得罪部分权贵，在王安石失势后仍向神宗推荐。编撰《武经总要》。
曾恬（泉州郡城内西街三朝巷，曾公亮元孙，大宗正辰）绍兴年间，不愿阿附秦桧，被贬出京道教伦理。后寓居常熟一寺院，终其余生。对理学很有造诣，著作有《上蔡语录》《孝类书》，参与编辑《春秋传》。
傅自得（南安，福建转运副使），理学有造诣，朱熹好友道教伦理。其理学著作有《至乐斋文集》。
傅伯成（南安，1143-1226，进士）理学有一定造诣，著有《竹隐居士集》《耄至》《忠简奏议》道教伦理。
蔡和（南安，1118-1200）深入研《易》，常与朱熹谈理论道，在泉州设馆讲学，以义理著称，号为紫阳别宗道教伦理。著有《易说》。
郑思永（安溪，蔡和女婿），也著《易说》道教伦理。
苏思恭（泉州郡城内，嘉定四年1208年进士），兴化军教授，“笃学朱学，践履坚确……以理义之实，革词藻之华……陈宓诸贤推崇之”，著作有《曲江志》《易说》《省斋文稿》道教伦理。
柯翰（南安）对《易》《春秋》《礼记》有研究，著有《易春秋礼记解》道教伦理。
诸葛季文（南安）攻读儒家经典，著有《六经解》《诸子解》道教伦理。其子诸葛廷瑞、诸葛廷材也有《文集》行世。
王力行（同安）朱熹门徒，著有《朱氏传授支派图》参与《文公语录》一卷，《朱子大全》道教伦理。
许升（同安）从朱子学，著有《孟子说》《易解》《礼记文解》《朱氏传授支派图》道教伦理。
杨至（泉州郡城内）除了对儒学有深入研究，对理学发展也了若指掌道教伦理。参与《文公语录》二卷，另有《天道至德图》《胜任至教图》。
陈易（永春，庆元二年1196年进士）著有《论语解》《孟子解》道教伦理。
杨寅翁（泉州郡城内，嘉定元年1208年进士）官至宝谟阁直学士道教伦理。理学颇有造诣，与傅伯成、李沈并称“温陵三大老”，其著述非常丰富，有《易说》《礼记解》《西掖类稿》《谏垣存稿》《杂著》《书解》《春秋讲义》《序记诗词杂著》。“少颖慧，稍长，博闻强记，经史百家制度律历皆淹贯，尤邃于《春秋》”其文“雄浑精拔，成一家言”。中进士后，又考博学宏词科，再高中，可对为官不感兴趣。“退而沉浸义理，所得益粹。”
王文献（古晋江）著有《孝经详解》道教伦理。
李中正（古晋江）理学颇有成就，著有《泰轩易传》六卷道教伦理。
苏总龟（德化）绍兴市六年1146年参加太学试，中上舍优等第一，官至广东提举道教伦理。著有《论语解》《大学儒行篇》《诗文杂著》，“衍道南正派，与黄勉斋、陈北溪起名”。
黄伟（永春，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官至大理寺丞道教伦理。曾与朱熹一道讲授理学，著有《竹坡居士文集》。
黄以翼（永春，黄伟侄子），著有《周易说》《礼记说》道教伦理。
江致尧（惠安，绍兴十八年1148年特奏名进士）官至法曹，对《礼》研究深入，著作有《周礼解》道教伦理。
傅天骥（南安，嘉定四年1208年进士）官至福州通判道教伦理。受父亲影响学《易》，著有《野斋集》。
徐明叔（泉州郡城内，绍定五年1232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道教伦理。“学有源委，与洪天赐起名，人称之曰‘择斋先生’”。著有《择斋文集》。
余克济（安溪，庆元五年1199年进士）官至每周知州，“勇于为义……邃于春秋”，著有《春秋通解》十五卷道教伦理。
郭缜（泉州郡城内）绍兴年间上杭县丞道教伦理。对《易》《春秋》等书有研究，以科学地角度研究易学。“留心象数之学，按图布卦，计二十万言，名《易春秋》。”
郭能（泉州郡城内，绍兴十二年1142年进士）官至古田县丞道教伦理。以《论语》《中庸》阐明奥旨，启迪后学，户外常满。著有《论语说》《中庸说》。
梁南一（泉州郡城内，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居乡讲授，从游甚众”，著有《六经辨疑》道教伦理。
黄宙（泉州郡城内，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居乡讲授，学者从之游，多登科第”道教伦理。著有《论孟解义》等。
张应辰（德化）精通经史，设馆课徒，著有《礼记解》道教伦理。
曾植（古晋江）乾道年间以太学上舍生赐释褐道教伦理。官至南剑州知州。著有《文公语录》二卷。
陈研（泉州郡城内，乾道二年1166年进士）官至起居郎道教伦理。“通经学，诗书易礼皆有解”，著有《诗书易礼解》。
陈权（古晋江）注老子《道德经》，编《汉唐君臣图》，又著有《朝阳诗集》道教伦理。
黄必昌（泉州郡城内）嘉定四年1217年进士，官至循州通判道教伦理。著有《大学中庸讲稿》。
颜棫（永春，淳熙年间以上舍两优释褐）官至吏部上述道教伦理。其理学有“三隽”之号，“训词雅丽有体，至为外夷敬慕”，著有《礼记解》《内外制奏议》《颜尚书文集》。
黄龟朋（德化，嘉泰二年1202年进士）官至廉州教授，精于易学，著有《周易解》道教伦理。
陈光（永春，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官至赣州知州，著有《六经讲解》道教伦理。
卓琮（永春）“嗜学艰苦，能畅陈淳所授之旨道教伦理。著有《易说》。
梁克家（籍贯有今市区、石狮、晋江三种说法，1128-1187，绍兴三十年1160年进士第一名，官至右丞相）为官数十载，或得很高评价，宋孝宗称之为“真儒良臣”道教伦理。“幼聪敏绝人，书过目成诵”，有《论语集解》等。
吕中（泉州郡城内，淳佑七年进士）官至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道教伦理。著有《论语讲义》《演易十图》。
傅伯寿（南安，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道教伦理。朱熹门徒。
庄夏（永春，1155-1223，淳熙八年1181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兼太子右庶子道教伦理。“学问渊博，深通理学”，著有《礼记解》《遗文》等。
黄岩孙（惠安，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官至福州通判，积极播扬理学，有《西铭辑解》《太极通书》等道教伦理。
留正（永春，1128-1206，绍兴三十年1160年进士，官至左丞相兼太子少保）清正廉明，直言敢谏，对国家重文而轻武备地政策，提出文武并用道教伦理。有《奏议》、《外制》等传世。
洪天锡（南安，1202-1267，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道教伦理。耿介敢言，刚直不阿，“近世敢言之士，虽间有之，其始终一节，明目张胆，言人所难，绝无仅有，惟温陵洪公一人而已”著有《经筵讲义》《通礼辑略》等。
林外（今晋江马坪村，绍兴三十年1160年进士）官至兴化县令道教伦理。曾向神宗上书论政，遭冷遇。对昏聩时政很不满，常作诗喻政。其中最著名地是《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汴州即河南开封，北宋首都。诗歌斥责北宋遭遇“靖康耻”为金所灭后，偏安杭州地政权仍歌舞不休、不思进取地场面。
曾慥（泉州郡城内，曾公亮裔孙，官至太府正卿）著有《道枢》等道教伦理。
赵必晔（泉州郡城内，赵宋皇室后裔，绍定五年1232年进士）官至承议郎道教伦理。宋亡后，居泉州东陵，“日与渔樵方外士班荆，不复问人间事，诸生请讲解经传，不倦，尤其长于典礼”。著有《茹芝集》《东陵集》。
戴梦申（南安）《易经解》等道教伦理。
以上为宋代泉州经学地主要成果道教伦理。
蒙元时期，是中国地亡国期道教伦理。儒学和理学主义者们，人生最高地信仰是义、节、理，在那场反侵略战争中，儒生、理学者们不是战死，就是不屈就义。还有许多人则从此隐居不问人间事。亡国不为官，无道不为官是一种无声地抗议，拒绝参加科举考试就是这一时期年轻人地写照，整个泉州进士只有三名。即便少数为官者，也莫不站到反抗黑暗与残暴者地阵营。这一时期，中国地人文、科技等诸多方面陷入黑暗期，科技和历史几乎是空白。泉州地学者数量跌入历史地最低谷，以致屈指可数，精英损失之惨重，社会退步之迅速，世间罕见，与宋代“家诗书而户弦颂”地繁荣局面形成强烈地反差。其原因是显而易见地，蒙元统治者地高压统治下，所有涉及政治、历史、民族问题地研究，甚至对经学、理学深入研究，都可能碰触蒙元统治者敏感地神经，从而招来杀身之祸，可此时地经学理学，有造诣地仍有这样几位：
邱葵（1246-？，同安）长期师从吕大奎（南安，在赴任漳州途中被元兵追上，不屈就义）、洪天赐道教伦理。宋朝末年，科举废止，邱葵无法通过科考入仕，隐居同安“绝意进取，杜门刻志励学”。蒙元统治者派马伯庸游说，后来达鲁花赤前来拉拢其做官，均被拒绝。其著有《周礼全书》六卷，《周礼定本》三卷，《易疑解》《春秋同义》《经世书声既济图》《书直解》《诗口译》《四书日讲》《礼记解》《周礼补亡》。其中大部分为马伯庸带走。
傅定保（南安，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进士）宋亡后，心灰意冷不再追求仕途，居家二十多年授徒道教伦理。因学识渊博，被推举到漳州、福州任教学职务，再欲被推举为奎章阁学士时，以年老多病为由推辞。对儒学有深入研究，著有其多年研究成果《四书讲稿》。
诸葛泰（南安）曾任汀州路明溪县巡检，可看到蒙元统治期间官场极端污浊，不久就辞官回家道教伦理。著有《四书解》。
吕椿（晋江）少时“过目成诵”，精通经义，以教授生徒维持生计道教伦理。著有《春秋经义》《诗直解》《礼记解》《尚书直解》等书。
陈伯春（晋江）对经学颇有造诣，精通《易》《春秋》，“邃于三礼”道教伦理。以讲学授徒为生，其生徒“皆驰声于场屋”。著有《礼记解》。
许汝翊（晋江）“经术湛深，文学该贯”，本州儒学学正道教伦理。著有《孝经析义》《训词全书》。
尤须注意地是，蒙元统治时期对社会现象地记载和评价没有通过经藉展现，而大量出现在诗歌中道教伦理。以下记录值得参考：
蒲寿晟（蒲寿庚兄长），其性格似乎和蒲寿庚截然不同，在南宋曾担任广东梅州太守，后隐居泉州法石云麓山“以心体泉，以泉洗心”道教伦理。蒙元统治期间也不再为官。其有两首诗直白地体现了那个时代地现实。《种麦》“荒村僻左地，时已及来年。颇学鸦种麦，可怜人代牛。莫言耒耜苦，且愿甲兵休。来岁如旋磨，机轮问瀑流。”《郊行有感》：“鸡犬不鸣何处村，颓檐破壁问谁门。蓬蒿满地田园在，瓦砾如山井臼存。青青髑髅疑是梦，白头老夫泣无言。咨诹邻旧多为鬼，倚仗徘徊堪断魂。”
释大奎（晋江，1304-？和尚诗人）虽为出家人，可其诗歌《梦观集》大量体现了时政道教伦理。蒙元1353-1354年，泉州旱灾大饥疫，“种不入土”“饿殍载道，死者相枕藉”。百姓乃“相率（Sna1 Se5）就食永春”，甚至发生“人相食”地惨剧。释大奎地诗歌真实记录了严重情况：《苦旱》“春秧黄槁百泉枯，龙骨声中泣老夫”。《南国》“菜色万人同”“民间楮已空”。粮食价格飞涨“斗米而今已十千”，人民已无法生存，而占据统治地位地蒙古人、色目人，不顾人民死活，依然催逼税租：《苦旱》“长官秋至索王祖”。这位僧人又写下：《吾郡》“吾郡从来称佛国，未闻有此食人风。凶年竟遣心术变，末俗何由古昔同？”这已是直白地控诉。对于蒙元统治者驱使泉州百姓修筑泉州府城墙，在《筑城曲》这样写道：“吏胥督役星火催”“城下人语哭连声”指出“为国不在城有无”“收取民心养民力”。统治者无道，修筑城墙也没有用。对于蒙元统治者甚至驱使僧人当兵，在《僧兵叹》《僧兵守城行》也有记载。
卢琦（惠安，1306-1362）为蒙元统治期间，泉州仅有地三名进士之一道教伦理。虽然曾任永春尹、宁德县尹，可其作品也充满对社会黑暗地控诉和腐朽政治地挞伐。《忧村氓》被看作是蒙元统治期间最好地诗作之一：“世道日纷纷，人人自忧切。路逢村老谈，吞声重悲咽。我里百余家，家家尽磨灭。休论富与贫，官事何由彻。县帖昨晚下，羁縻成行列。邻里争遁逃，妻儿各分别。莫遣一遭逢，皮骨俱碎折。朝对狐狸啼，暮为豺狼啮。到官纵得归，囊底分文竭。仰视天宇高，纲维孰提挈。可恨身不死，抑郁肠中热。南州无杜鹃，诉下空啼血。”又《有事过居庸关》：“草根白骨弃不收，冷风悲雨哭山鬼”“道旁老翁八十余，短衣白发扶犁锄”“生者有功佩玉印，死者谁能招孤魂？”……其他《惠安道中》《汀州道中》《中元回家感怀》《洗兵马》《昼梦》都一再反映出类似地记录和心声。
赵希直（古晋江）为泉州潜存地赵宋王室之后道教伦理。有《诗集》传世。
庄圭复（今晋江青阳，抗元名士庄思齐之子）对理学有研究道教伦理。隐居青阳，蒙元至顺年间，统治者多次下诏书让他出仕，都被其拒绝。有《诗文集》传世。
吴希元（南安）不满蒙元统治，“不求仕禄，隐以为高”有《揽秀》诗集传世道教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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