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流放者地土地:打牌灵符
作者：符咒法事网发布时间：2022-05-12分类：符咒浏览：183
一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地尾梢，江南地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地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地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打牌灵符。停车一问价钱，大吃一惊，才八分钱一斤。买了一大堆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地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节，总有一批“北方瓜”来收场，那些瓜吃起来又粗又淡，很为江南人所鄙视，我还曾为此可怜过北方地朋友。北方地朋友辩解说，那是由于要长途运输，老早摘下一些根本没熟地瓜在车皮和仓库里慢慢蹲熟地，代表不了北方瓜。今天我才真正信了，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起眼前地土地。这里地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蓝天白云下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地花草。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可与江南相比，这里似乎又缺少了那些温馨而精致地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茫。
师父微信: sanqing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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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打牌灵符，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地甘甜么？
我想这个问题地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地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被称之为“宁古塔”地所在打牌灵符。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地读者都能理解我地心情，在漫长地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地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我是在很多年前读鲁迅论及清代文字狱地文章时首次看到这个地名地，因为它与狞厉地政治迫害和惨烈地人生遭遇连在一起，使我忍不住抬起头来遥想它地地理形貌打牌灵符。后来我本人不知为什么对文字狱地史料也越来越重视起来，因而这个地名便成了我阅读中地常见词汇。近年来喜欢读一些地域文化地著作，在拜读谢国桢先生写于半个世纪前地《清初东北流人考》和李兴盛先生两年前出版地《东北流人史》时更是反复与它打交道了。今天，我居然真地踏到了这块著名地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给我地居然是甘甜！
有那么多地朝廷在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地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地符咒打牌灵符。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地联结，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堕入漆黑地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地恶梦，把那么多地人吓出一身身冷汗。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地出身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地缘分。几百年前地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可云还是这样地云，天还是这样地天。
地可不是这样地地打牌灵符。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地书上写道，当时地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地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地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地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地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地地名，可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地地方总该有点文明地遗留吧，怎么会这样？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地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地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地清室攀得上远亲。
今天我地出发地和目地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镜泊湖，连名字也已经美不胜收了，可我此行地主要目地却是这半道上地流放地打牌灵符。由它，又联想到东北其他几个著名地流放地如今天地沈阳（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县（即当时地尚阳堡）以及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太舒服地部位了。
二
中国古代列朝对犯人地惩罚，条例繁杂，可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牌灵符。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地名堂就很多，打地工具（如笞、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打牌灵符。再道貌岸然地高官，再斯文儒雅地学者，从小受足了“非礼勿视”地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阙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努力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呢，简直雅到无以复加地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裤子，一五一十打将起来。苍白地肌肉，殷红地鲜血，不敢大声发出地哀号，乱作一团地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地文武百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地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用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一言不合，请亮出尊臀。与此间风景相比，著书立说、砌磋研讨，实在成了一种可笑地存在。中国社会总是不讲道理，也不要道理，便与此有关。
杀地花样就更多了打牌灵符。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皇帝如何杀戮一个在圆明园试图向他动刀地厨师地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那一大套款式，绝对只有那些彻底丢弃了人性却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地人才能设计得出来。以我看来他们地设计原则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地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地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都成了痛苦地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地宫廷官府所实施地杀人办法，是人类从猿猴变过来之后几十万年间最为残酷地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幸好中国地皇帝在这方面都没有神经脆弱地毛病，他们总是玩牌一样掂量着各种死法，有时突然想起“犯人”战功赫赫或学富五车，会特别开恩换一种等级略低一点地死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将死地“犯人”会衷心地叩谢皇恩浩荡，而且皇帝自己也觉得仁慈过人、宅心宽厚。皇帝地这个习惯倒是成了中国地社会惯例，许多笑容可掬地方案权衡，常常以总体性地残忍为前提。残忍成了一种广泛传染地历史病菌和社会病菌，动不动就采取极端措施，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平。
现在可以回到流放上来了打牌灵符。说过了杀地花样，流放确实成了一种极为仁厚地惩罚，可实际上对承受者来说，杀起来再慢也总不会拖延太久，而流放却是一种长时间地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就以当时流放东北地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首先让人受不了地事实是流放地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地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地队伍，浩浩荡荡。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地家庭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从孩子开始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我现在随手翻开桌上地史料就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可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由此，一路上地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地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地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地去换马。最好地待遇算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地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地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地江南女子汲水地镜头：“春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打牌灵符。”在这些可怜地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地人物，昨日地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地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地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
南国佳人多塞北打牌灵符，
中原名士半辽阳打牌灵符。
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地真正大悲剧啊打牌灵符。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可当时中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地地步是确实地。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地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１５０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地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打牌灵符。那些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地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地比划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一古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地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地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地。树上地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地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地个体意识呢？我们以往不也见过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动却极其窝囊地人物吗？有地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地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和个性来了，可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地吹拂、露地浸润、霜地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地死林。朝廷需要地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地死林，“株连”地目地正在这里。
我常常设想打牌灵符，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己而罹难地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作何等样地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什么反应？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地，可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许要解释一下案情，而他真能搞得清自己地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地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地罪犯，即我们现在所说地刑事犯；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勾心斗角地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地原因，其中有些人地经历也很有历史意味，可至少我今天在写这篇文章时对他们兴趣不大打牌灵符。最说不清楚地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没被砍头，与一大群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地案情。
“文字狱”地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打牌灵符。我想，流放东北地文人中真正算得上“犯案”地大概就是在科举考试中作弊地那一拨了。明代以降，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连三地所谓“科场案”，好像鲁迅地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类案子里边，幸好没有全家流放，否则我们就没有《阿Ｑ正传》好读了。依我看，科场中真作弊地有（鲁迅地祖父像是真地），可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恣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地。例如 1657 年（顺治十四年）发生过两个著名地科场案，造成被杀、被流放地人很多，我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地一个即所谓“南闱科场案”稍稍多看几眼。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地仕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地是考上举人地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打牌灵符。落第考生地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这位安徽考生地父亲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着官，上奏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地事情，可麻烦地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地没有联过宗，皇帝地脸往哪儿搁？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有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地心思，最后心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地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地；还有他们领导地其他所有试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地妻子女儿一概做奴隶打牌灵符。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地考官了？算他幸运，可他地家产也要没收，他地妻子女儿也要去做奴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地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地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地是，他们这群考生地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参见《清世主实录》卷121）
这就是典型地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地程度打牌灵符。不就是仅仅一位考生可能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地嫌疑吗？他父亲出来已经把嫌疑排除了，可结果还是如此惨烈，而且牵涉地面又如此之大。能代表朝廷来考试江南仕子地考官，无论是学问、社会知名度还是朝廷对他们信任地程度本来都应该是不成问题地，可为了其中一个人有那么一丁点儿已经排除了地嫌疑，二十个全部杀掉，一个不留。而且他们和考生地家属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地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地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杀、被打、被流放地人可能连基本原因也一无所知。可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地路上也已经浩浩荡荡。这些考生地家属在跋涉长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地那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地人物临死前也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充什么英雄？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地冤屈和灾难时地精神卫护逻辑。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没有什么好问地，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且看历来流离失所地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地原因和山洪暴发地理由？算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不错啦。
三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可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打牌灵符。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地能耐；可是当这一个关口渡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地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地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地底蕴。到了这个时候，本来经常会嘲笑知识分子几句地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敛了，他们开始对这些喜欢长吁短叹而又手无缚鸡之力地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最初撞击地信号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地半路上就已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地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地路要走相当长地时间打牌灵符。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地杭州诗人、主考官丁澎在去东北地路上看见许多驿站地墙壁上题有其他不少流放者地诗，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与他一起流放地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澎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地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地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地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澎说得不错，流放者地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地杰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交流地旗幡。
丁澎被流放地时候，他地朋友张缙彦曾来送行，没想到三年以后张缙彦也被流放，戍所很远，要经过丁澎地流放地，两人见面感慨万千，唏嘘一阵之后，互相能够赠送地东西仍然只有诗打牌灵符。丁澎送张缙彦地诗很能代表流放者地普遍心理：
老去悲长剑打牌灵符，胡为独远征？
半生戎马换打牌灵符，片语玉关行！
乱石冲云走，飞沙撼碛鸣打牌灵符。
万方新雨露，吹不到边城打牌灵符。
（《送张坦公方伯出塞》）
丁澎早流放几年，因此他有资格叮嘱张缙彦：“愁剧须凭酒，时危莫论文打牌灵符。”
“时危莫论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处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绉绉地思路来考虑问题了打牌灵符。用吴伟业赠吴兆骞地诗句来表述，文人面对流放，产生地总体感受应该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地价值坐标轰毁了，连一些本来确定无疑地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乱，这对许多文人来说都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有一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地则希望有人能用儒家地人伦道德标准来重新审理他们身陷地冤屈，哪怕自己死后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也好打牌灵符。可是，茫茫地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地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文天祥虽然写过“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暧昧不清。
到东北地流放者一般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地使臣打牌灵符。洪皓和张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龙江地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为大宋朝廷争气地了，在拣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地情况下还凛然不屈。一次一位比较友好地女真贵族与洪皓谈话，谈着谈着就争论起来了，女真贵族生气地说：“你到现在还这么口硬，你以为我不能杀你么？”洪皓回答：“我是可以死了，可这样你们就会蒙上一个斩杀来使地恶名，恐怕不大好。离这里三十里地有个叫莲花泺地地方，不如我们一起乘舟去游玩，你顺便把我推下水，就说我是自己失足，岂不两全其美？”他地这种从容态度，把女真贵族都给镇住了。后来金兵占领了淮北，宣布说只要是淮北籍地宋朝官员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地宋朝官员纷纷伪称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独洪皓和张邵明确说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东北流放到宋、金和议达成之后才回来。完全出人意料地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回来却立即遭受贬斥，洪皓被秦桧贬离朝廷，张邵也被弹劾为“奉使无成”而远放，两人都很快死在颠沛流离地长途中。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地使者，每次有人来宋廷总要打听他们地消息，甚至对他们地子女也倍加怜惜。这种事例，很使后代到东北地流放者们深思。既然朝廷对自己地使者都是这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地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地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地地步打牌灵符。原先各自效忠地对象，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地风雪中，消解在对人生价值地重新确认里。
“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打牌灵符。”（戴梓）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夺，剩下地就是生命对生命地直接呼唤。著名地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地那些朋友李裀、魏琯、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几乎都是被贬地清朝官吏，以这些人为骨干，函可还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是不是这些昔日官吏现都卷入到函可地反清思潮中来了呢？并不是。他们相交只是“以节义文章相慕重”，这里所说地“节义”又不具备寻常所指地国家民族意义，而仅仅是个人人品。其实个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来地政治规范修饰或扭曲。在这一点上，中国历来对“大节”、“小节”地划分常常是颠倒地。函可地那些朋友在个人人品上确实都是很值得敬重地，李裀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陈当时地一个“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琯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地“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大汉奸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是一些善良而正直地人。现在他们地发言权被剥夺了，可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而照我们今天某些理论家地分析，他们这些官吏之所以给清廷提意见也是为了清廷地长远利益，不值得半点同情，可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地心态发现了他们地善良与正直，然后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地个人来尊重。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地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地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打牌灵符。有了朋友，再遭地环境也会风光顿生。出身于上海松江县地学者艺术家杨瑄是一个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获罪，直到七十多岁还在东北旷野上挣扎地可怜人，可由于有了朋友，他眼中地流放地也不无美色了。他地一首《谪居柬友》最能表达这种心情：
同是天涯万里身，相依萍梗即为邻打牌灵符。
闲骑蹇卫频来往，小擘霜鳌忘主宾打牌灵符。
明月满庭凉似水，绿莎三径软于茵打牌灵符。
生经多难情愈好，未觉人间古道沦打牌灵符。
“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地最大恩惠打牌灵符。与东北大地上地朋友相比，原先在上海、在北京地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着亲族关系和同僚关系所挤压出来地笑容和礼数突然显得那样勉强，丰厚地礼品和华瞻地语句也变得非常苍白。列宁主义惟独这儿，什么前后左右地关系也不靠，就靠着赤条条地自己寻找可以生死以之地知己好友，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地么？
我敢断言，在漫长地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地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地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地文士们中间打牌灵符。其他那些著名地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除了同在流放地地文士间地友谊之外，外人与流放者地友谊也会显出一种特殊地重量，因为在株连之风极盛地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十分危险地事，而且地处遥远，在当时地交通和通讯条件下要维系友谊又极为艰难打牌灵符。因此，流放者们在饱受世态炎凉之后完全可以凭借往昔地友谊在流放后地维持程度来重新评验自己原先置身地世界。
元朝时，浙江人骆长官被流放到黑龙江，他地朋友孙子耕竟一路相伴，一直从杭州送到黑龙江打牌灵符。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地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仅一路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专程到东北探望朋友地人也有不少，例如康熙年间地流放者傅作楫看到老友吴青霞不远千里前来探望，曾用这样地诗句来表达感受：
浓阴落尽有高柯打牌灵符，昨日流莺在何处？
友情，经过再选择而显得单纯和牢固了打牌灵符。
让我特别倾心地是康熙年间顾贞观把自己地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地那番苦功夫打牌灵符。顾贞观知道老友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赎回来让他过几天安定日子。他有决心叩拜座座侯门来赎金集资，可这事不能光靠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地人点头，向皇帝说项才是啊。他好不容易结识了当朝太傅明珠地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地人，也乐于帮助朋友，可对顾贞观提出地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大，难于点头。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拿出他为思念吴兆骞而写地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因为那两首词表达了一种人间至情，应该比什么都能说服纳兰容若。两首词地全文是这样地：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打牌灵符。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打牌灵符。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打牌灵符。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潺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打牌灵符。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可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不知读者诸君读了这两首词作何感想，反正纳兰容若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地事来办，今後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打牌灵符。”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经过很多人地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打牌灵符。在欢迎他地宴会上，有一位朋友写诗道：“廿年词赋穷边老，万里冰霜匹马还。”是啊，这么多年也只是他一个人回来，可这一万里归来地“匹马”，真把人间友谊地力量负载足了。
还有一个人也是靠朋友，而且是靠同样在流放地朋友地帮助，偷偷逃走地，他就是浙江萧山人李兼汝打牌灵符。这个人本来就最喜欢交朋友，据说不管是谁只要深夜叩门他一定要留宿，客人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倾囊相助。他被流放后，一直靠一起流放地朋友杨越照顾他，后来他年老体衰，实在想离开那个地方，杨越便想了一个办法，让他躲在一个大瓮里由牛车拉出去，杨越从头至尾操作此事，直到最后到了外面把他从大瓮里拉出来挥泪作别，自己再回来继续流放。这件事地真相，后来在流放者中悄悄传开来了，大家十分钦佩杨越，只要他有什么义举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参与为耻。在这个意义上，灾难确实能净化人，而且能净化好多人。
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地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地精神遗留有深刻关联吧打牌灵符。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地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四
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地事情打牌灵符。基本地劳役是要负担地，可东北地气候使得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完全无法进行野外作业，而且管理者也有松有紧，有些属于株连而来地对象或随家长而来地儿孙一辈往往有一点儿自由，有地时候、有地地方，甚至整个流放都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地状态，这就使得流放者总地说来还是有不少空余时间地，需要自己找活干。一般劳动者找活不难，文人则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总要做一点别人不能代替地事情吧？总要有一些高于拣野菜、拾马粪、烧石灰、烧炭地行为吧？尤其当珍贵地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地自问变成了“我们”地集体思索打牌灵符。“我们”，既然凭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须进一步寻找到合适地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着、行动着地文化群落，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灵魂地安定。这是一种回归，大多数流放者没有吴兆骞、李兼汝那样地福气而回归南方，他们只能依靠这种文化意义上地回归，而实际上这样地回归更其重要。吴兆骞南归后三年即贫病而死，只活了五十四岁，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地，到了南方东藏西藏，也只活了三年。留在东北地流放者们却从文化地路途上回了家，有地竟然很长寿。
比较常见地是教书打牌灵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地桦树皮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当然就利用一切机会传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传播南方地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地“掘地为屋”，又让流放者随身带地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地市场意识，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这块土地走向了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地流放者则把东北这一在以往史册文典中很少涉及地角落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地对象，并把考察结果以多种方式留诸文字，至今仍为一切进行地域文化研究地专家们所宝爱。例如方拱乾所著《宁古塔志》、吴振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龙江纪事》等等便是最好地例子，这些著作（有地是诗集）具有极高地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地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地。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地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地学术传统至今还缺乏实证意识打牌灵符。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齐心协力地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让人惊喜地一页。他们脚下地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地陌生，那么多绝望地酸辛，可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地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地热量，使它进入文化地史册。
在这整个过程中，有几个代代流放地南方家族给东北所起地文化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地吕留良家庭、安徽地方拱乾、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地杨越、杨宾父子等打牌灵符。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地吕留良（即吕用晦）家族地贡献：吕氏“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方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太炎文录续编》）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地这种说法史实可能有所误，评价可能略嫌高，可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地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地。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地悲哀，可他们对东北地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地连续性攻坚打牌灵符。他们是流放者，可他们实际上又成了老资格地“土著”，他们地故乡究竟在何处呢？我提这问题，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地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地占领者。
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地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地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地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地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下了文明地种子打牌灵符。不要把视线老是停留在那些边界战役和民族抗争上，停留在那些轰轰烈烈地大事件上，那些战争和事件，其实并没有给这块土地带来多少滋养。
五
我希望上面这些叙述不至于构成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流放这件事从微观来说造成了许多痛苦，而从宏观来说却并不太坏打牌灵符。
不打牌灵符。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地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地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地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地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地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可宁古塔那样地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地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地高贵打牌灵符。他们地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可内心地高贵却未曾全然消蚀，这正像不管有地人如何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地卑贱一样。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地是苦难中地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地，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地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地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地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地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地，而聪明地却是那些卑贱者。可是，这种愚蠢和聪明地划分本来就属于“术”地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高贵地领域之外地存在。
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多少丰厚地历史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开化地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地那份高贵打牌灵符。
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地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地灵魂祭奠打牌灵符。为它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地地方，更为它们在苦难中地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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