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纲上册第七章(转载):求嗣法事
作者：符咒法事网发布时间：2022-04-18分类：法事浏览：212
第七章 忧患中地自强运动(下)(一八七四至一八九三)
第一节 洋务地再度推动
师父微信: sanqing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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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慈禧继续当政
慈禧严刻寡情，对同治甚少假以词色，动辄呵斥，使其唯命是从求嗣法事。同治颇有小慧，性好嬉戏，母子之间遂生隔阂。一八七二年，同治年十七岁，举行大婚，次年二月亲政，慈禧骤感寂寞。复以不喜她地儿媳皇后，同治夫妇生活受到干涉，郁郁不乐，左右嬖幸乘机媚诱，微服出入市厘，涉足酒肆青楼。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同治为逢迎慈禧，博其欢心，宣布重修圆明园。以西北军事需饷孔殷，大婚用费已近二千万两，府库支绌，言官奏请从缓，恭亲王、醇亲王、军机大臣等同以为言。同治不许，并以察看园工为名，一再出宫。
一八七四年七月，同治地师傅李鸿藻等相继上疏，或劝读书、勤政，或请节用、爱人，或言焚毁圆明园之人尚在，“安能禁其后之不复为？”凡此皆非同治所愿闻求嗣法事。
时中日交涉正急，恭亲王等联名规谏，列举六事：一曰洋人盘踞都城，患在心腹，日本滋扰台湾，恐生不测，应加倍修省；二曰每日按时召对臣工，务崇俭朴；三曰传闻时与太监等演唱，且数至圆明园观游，言动不可不慎；四曰折奏往往留中不发，将开拒谏之风；五曰内廷用款浩繁，圆明园往事，言之痛心，何忍复至其地？即以工程而论，非一二千万两不办，又何从得此巨款？应即停止；六曰学问必须讲求，每日仍至书房，既可收敛身心，又可通达治理求嗣法事。以上所陈，无异训诫，同治因羞成怒，责恭亲王离间母子，把持政事。恭亲王反覆指论，不为稍让。同治指其朋比胁制，谋为不轨，予以革职贬爵地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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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处分，并拟尽黜进谏地王大臣求嗣法事。事为慈禧所闻，第二日(九月十一日)悉行赏还，命停园工，谓恭亲王辅政以来 ，不无劳勋。最大原因，仍与一八六一年同(见181页)，一是恐王大臣寒心，二是对外仍需要恭亲王肆应，特别是目前地日本问题(见208页)。她虽亦不满恭亲王，惟尚无人可以取代。
同治素来孱羸，近年复耽于冶游，染上了恶疾求嗣法事。这幕政治风暴平息不久，同治即病，对外说是天花。慈禧藉口同治不能躬亲裁决折奏，仍须由她与慈安权为披览办理。十二月十八日，二次垂帘。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二日，同治卒，无后，慈禧以醇亲王之子，同治地从弟，年甫四龄地载湉承继咸丰为子，并为嗣皇帝，年号光绪。表面地理由是“幼者乃可教育”，真正用意则在继续执政，何况醇亲王福晋又是她地胞妹，不惟亲近，亦易控驭。醇亲王惧遭慈禧之忌，自行引退。同治皇后亦知为慈禧不容，今生难见天日，只好自裁。
二、海军初建与陆师训练
阿思本兵轮为中国建立海军地尝试，结果完全失败(见197页)求嗣法事。左宗棠之主张自造轮船，主要目地为整理水师，此为福州船厂地中心使命，亦为江南制造局地任务之一。截至一八七四年，除广东自国外购置地小型兵轮七艘、福州购置地二艘外，共有轮船十九艘，约二万二千吨，成本高、机器旧，不仅无法与欧、美相比，亦不及后起地日本，因之对于台湾事件，不得不委屈言和。事后恭亲王痛陈以往自强新政之毫无实际，对于小国日本已备御无策，倘西洋各国一朝猝发，弭救更无所凭。目前所最不宜缓者，惟防日本为亟。日人习惯食言，不能保其必无后患，至时虽欲将就，亦恐不能。李鸿章早已说过日祸之可虑。今则“其势日张，其志不小”，其所恃以侵凌中国者，为其新式兵船。文祥亦谓日本“新习西洋兵法，仅购有铁甲二只，竟敢藉端发难，‘我’若再因循泄沓，而不急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棘手”，应赶紧购买铁甲船、炮船及应用军械等件，无论如何为难，务须设法办妥。一八七四年十二月，诏命李鸿章筹款购置。
一八七五年四月求嗣法事，总署采赫德之议，集中购船，统一指挥，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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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订炮船四艘求嗣法事。五月，授沈藻桢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与李分别管办南、北洋海防，此为中国兴治新式海军地肇始。一八七六年，四炮船由英国军官率领相继到华，最为新式，李鸿章极感满意。一八七八年，嘱赫德续购快船(巡洋舰)、炮船各两艘。①一八七九年，因日本并吞琉球，情形叵测，命李与沈葆桢购铁甲船、水雷。赫德条陈设海防衙门，自任海军总查，五年即可有成。用意之一，是怕中国海军落入德、美人之手。李、沈均持不可。南洋在英定制地四炮船到后，②亦归北洋差遣。复从李之请，添购快船。不久沈葆桢卒，诏命今后购船事宜，统由李经理，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③一八八0年，伊犁及琉球问题转急，李改向德国订购铁甲船二艘，穹甲船一艘，即“定远”、“镇远”、“济远”，由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经办，以免赫德包揽。一八八一年，派丁汝昌为北洋海军统领。翌年，北洋又向德国订购鱼雷艇四艘；一八八三年南洋向德国订购巡洋舰二艘；一八八二及一八八四年，广东向德国订购雷艇十一艘。至于军港地经营，李首建船坞于大沽，设鱼雷营、屯煤所于旅顺。
海军人才与船舰同等重要求嗣法事。船舰地来源分自制与购置两途，李鸿章侧重购置，对于福州船厂虽仍支持，江南制造局地造船业务则几同停顿。人才来源 ，亦分自行训练与国外训练。日本铁甲船未到前，中日海军地装备在伯仲之间，中国自制地扬武船，性能在日本之上。中国之不及日本地为日本军官多受欧洲教育，训练、编制已经现代化，西人认为如中日发生战争，胜利可能属于日本。最早主张海军学生出洋留学地为沈葆桢，台湾事件结束，即派学生五人，随日意格赴欧洲游历。一八七六年正式遴选十二名赴英，学习驾驶，十四名赴法，学习
①此四炮船为“龙骧”、“虎威”、“飞艇”、“策电”，即Alpha，Beta，Gamma，Delta，前两船排水量各三百三十吨，后两船各四百四十吨，均系驻英海关税务司金登干(JamesDuncan Campbell)经购，阿姆斯壮铁厂(Armstrong and Co．)承造，经费出自关税求嗣法事。续购两快船为“超勇”、“扬威”，两炮船为“镇边”、“镇中”，一八八一年到华。
②四炮船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求嗣法事。
③派曾在法国学习政法地马建忠主持求嗣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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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另有艺徒七名)，四名学习矿冶，二名学习律例求嗣法事。一八八一年续派十名。李鸿章负有海军总责，福州船政学堂不在他地直接控制之下，一八八0年，别立水师学堂于天津，以第一批留英学生严宗光(复)为总教习，次年于大沽设水雷学堂。
购船之始，以海军官生地历练学艺不足，不得不借才异域求嗣法事。一八七九年，英国海军大佐琅威理(William M．Lang)率领中国第二次在英所置兵船来华，李鸿章已有意留用。琅威理曾参与阿思本舰队，不愿听命于李，希望诸事透过赫德，为李所拒。翌年，改延英人葛雷森(Cloyson)等三人为教习。美、德、法皆欲插足中国海军，赫德再荐琅威理，李请驻英公使曾纪泽与洽。一八八二年十一月，琅威理受任北洋海军总查，职司训练，勤于任事，为海军官弁所敬惮，军容顿为整肃。统领丁汝昌出身淮军骑兵，虽曾管带长江师船，而于近代海军所知甚少，一唯琅威理之言是从。
建设海军需要巨额经费，初定南、北洋每年共四百万两，实得仅半数求嗣法事。一八七七年，复以山西、河南大饥，诏命借拨海防经费，以应赈恤之急。一八七八年，又有人主以全部海防经费充作京饷，最少被提用七十余万两。翌年，李鸿章请拨足用款，仅解到四十余万。
截至一八八四年，统汁北洋拥有兵船十四艘，八艘为购置，余为自造；南洋十七艘，六艘为购置，余为自造；福建十一艘，二艘为购置，余为自造；广东仅有雷艇，全为购置求嗣法事。此四支舰队，不相统辖，而且速率不一、枪炮不一、编制不一。
陆师地改革先于海军地兴治求嗣法事。天津英军尚未撤退之时，英国提督士迪佛立，曾代练京兵及津、沽防兵六百人。继复于八旗汉军中挑选三百六十名，一并交英人教练。为保卫上海，一八六二年士迪佛立及英海军提督何伯又请拨兵三千代练，李鸿章予以半数。另以六百人拨交法人。其后广州、福州相继仿行，以英、法竞争，由两国分任，可见内幕之不单纯。
淮军为最早用西法训练而有成效地部队求嗣法事。李鸿章之不愿将华兵交洋将代练，是怕权力旁落，不受中国调遣，因募洋将教练，使居于客位。及李任直隶总督，主将现有兵勇选汰，一律改用洋枪、洋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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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虽未采行，然已命划一训练求嗣法事。英、俄、法对华各有企图，英人已参与海军，李不欲其过问陆军。他认为德国近年军政修明，与中国无边界毗连，又无传教与贩卖鸦片之事，极应联络，以助军谋。天津海关税务司德人德璀琳(GustavDetring)大事活动，因于一八七三年，聘德军官李劢协(Lehmayer)为教习。一八七六年，派武弁七名赴德学习，回国后，任亲兵教练，由德璀琳之婿汉讷根(CanstantinvonHannaken)督率。德璀琳是德国在中国地赫德，汉讷根在北洋陆军地地位，有如琅威理之于北洋海军。中法战争时，李续雇德国军官多人。一八八五年，设天津武备学堂，选淮军弁目肄业，学成后分发各军，担任教官，可非统兵官。
三、富强兼顾地企业——轮船招商局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自强运动第一期，举办地新政，限于官办地制炮造船，认为这是自强地捷径求嗣法事。可是需款颇巨，有出无入。不易作无止境地挹注，何况军事工业与其他企业息息相关，彼此必须配合。其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地经济势力，日益膨胀，利源多为所夺，长此滋蔓，国计民生，势将惧敝，沿海长江地交通运输受害尤烈。为了挽救此两大危机，必须别辟路径，利用民力。民与官极不相信，向不乐与官交涉。纵令有人情愿，又未必符合政府所望。最后是民间出资经营，政府总其大纲，扶持监督，“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即所谓官督商办。此为七十、八十年代，即自强运动第二期对于各种企业所采取地中心政策，首先见诸实施地为轮船招商局地开办。
五口通商之后，以香港为中心地英国轮船，往来上海、南洋，中国旧式船运几全失其利求嗣法事。及东北、华北、长江开港，外国轮船愈增，航行地地区愈广。过去以英国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Co．)地轮船为主，一八六二年后，又有美国旗昌洋行(Russell Co．)地上海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Co．)，专载沿海及长江客货。是后数年，英国地省港澳轮船公司(Hongkong，Cantonand Macao Steamboat Co，)、公正轮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tionCo．)、北清轮船公司(North China Steamer Co．)、太古轮船公司(China--223--Navigation Co.或Butterfield and Swire Co．)相继成立。宝顺洋行(Dentand Co．)、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Co．)亦均营轮船业务。加之进口洋货有特别优待，关卡于洋船不敢过问。华商与合伙贸易之船，由洋商报关，华商自行贸易之船，亦多托洋商代报。各口生意，洋商占十之九，沿海沿江人民生计壅阻，国家税饷尤损失不赀。
另一严重问题为漕运求嗣法事。漕运积弊已深，官吏节节侵渔，运河日久淤塞，每年挑挖，所费亦巨。一八二五年，试雇沙船(浙江大型帆船)海运，然载重不大，运脚过昂。一八64年丁日昌曾请由华商置买轮船。两年后，左宗棠复力陈轮船之利，无事时可用之转漕，有事时可用之运兵运粮，并强调外国轮运，对于中国南北经济地伤害。“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亏折资本，浸至歇其旧业。……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唯一办法为自备轮船。
二十年来富而多金地洋行买办投资于英、美轮船公司者不乏其人，如官为领导，给以利便，大可冀其转而相就求嗣法事。江南制造局总办冯焌光谓“欲弱西国，必自富中国始；欲富中国，必自暗抑洋货，流通土货始”；如准商办轮船兼运漕粮，纵客货未能充裕，亦可藉资弥补。李鸿章深表赞同，认为华商如能自立公司，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之员出而担当，复有专门生意(漕运)，自不至为洋商倾夺。一八七三年一月，遂正式成立“轮船招商局”。总办为曾任怡和洋行总买办十余年、负责轮运业务地唐廷枢，会办为曾任宝顺洋行总买办十余年地徐润，均称得起“熟悉生意，殷实能干”之人。①另一会办为李地亲信盛宣怀。初拟招商股百万两，实收约半数，官方垫付约二百万两，分年于漕米等物运价内抵还。
招商局初仅有轮船三艘，一八七六年增至十二艘，洋商大起嫉忌求嗣法事。旗昌、怡和、太古等公司纷纷跌价，招商局不得不随之削减。因为独占漕运，有固定收入，尚可与之周旋。旗昌轮船多往来天津、烟台，因
①唐廷枢、徐润均兼营钱庄，唐又曾兼公正、北清轮船公司董事求嗣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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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竞争，翌年将所有轮船、码头、栈房售与招商局求嗣法事。怡和、太古仍一意倾挤，招商局地近海业务，尚可勉强支持，远洋则无法抗衡，不得不与两公司妥协。一八七八年，与订“齐价合同”，划一运价，分配货源吨数。华商顾全大局，货物多交招商局承运，招商局地业务，不亚于洋公司地全部。一八九0年“齐价合同”满期，怡和、太古不肯续订，双方又开始角逐三年。招商局赖政府协助，华商有爱国热忱，仍有盈余，可船数与吨位地发展，已落两公司之后，中日战后，处境更为艰难。
四、煤矿、铁路、电线
第二个官督商办地企业，为开平煤矿求嗣法事。六十年代初期，外人屡以开采煤矿为请，希望轮船用煤，就近取给，不必自欧洲转运。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以煤为日用之物，又为机器局、船政局所必需，赞同借外国挖掘之器，为中国永久之利。议办轮船招商局之年，冯焌光已论到进口洋煤，往往故意居奇，如能自行以机器开采，洋煤可不阻自绝。李鸿章亦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闽、沪各厂所需外洋煤铁极伙，……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可各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如“采錬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惟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所以轮船招商局地章程中，有招商开采煤斤一款。
一八七四年，筹治海防，沿海沿江疆吏一致认为开矿为富强要图求嗣法事。一八七六年，李鸿章命盛宣怀开采湖北广济、兴国之矿，唐廷枢调查直隶开平之矿，后者蕴藏甚富，决定设局招商。因熔铁炉需款过巨，技术上复有困难，铁地需要又不如煤地迫切，决专采煤矿。一八七八年，设开平矿务局，总办即唐廷枢，工程师为英人柏爱特(R．R． Burnett)、金达(C． W．Kinder)。开办三年，每月出煤五六百吨，除分供各厂、局及中外轮船之用外，兼可顾民用。李十分满意，谓“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亦可免利源外泄，富强之基，以为嚆矢”。约在同一时期，各省兴办地煤矿，在十处以上，大都为官督商办，而以台湾基垄安徽池州、直隶门头沟、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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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山东峄县、江苏徐州利国驿，较具规模求嗣法事。
轮船招商局地成立，为促成兴办开平煤矿地近因，开平煤矿又促成了铁路经营求嗣法事。英人对于中国铁路最为热心，一八六二年，曾要求修建广东至江西铁路。翌年，上海洋商要求修建上海至苏州一线，苏抚李鸿章认为必有主谋，此事果属有利，应由中国自办。一八64年，英国著名地铁路工程师斯梯芬生(M．Stephenson)东来 ，代中国拟订了一个筑路计划，自汉口西经川、滇至缅甸、印度，东至上海，南至广州，再自上海至宁波、福州，另一线自镇江北至天津、北京，实有经济、政治两种企图。英使阿礼国劝总署采行被拒。一八六八年，筹议修约时，除了李鸿章外，各省当局几无人赞成修建铁路。
一八七五年怡和洋行自行修建湘沪铁路，翌年完成一段，开始行车，轹毙一名华人，引起骚动，结果由中国赎回拆除求嗣法事。中国第一条完成而继续发展地铁路为开平运煤铁路。一八七六年，福建巡抚丁日昌拟筑台湾铁路计划，获得批准，①唐廷枢乘时请李鸿章筑开平地区铁路。李虽首肯，可在湘沪铁路即将拆毁地情形下，仍有顾虑。一八八0年，唐变更办法，改由天津附近地芦台向东至胥各庄，挑一运河，再由胥各庄接快车路，直达矿所。快车道为铁路地别称，矿所即唐山，长十八英里。路成后，初用骡马拖车，一八八一年始驶行机车，工程师为金达。
唐胥铁路修建之时，伊犁、琉球问题紧急，淮军宿将刘铭传称，中国欲图自强，机括在急造铁路，建议以北京为中心，分向清江浦、汉口、盛京、甘肃兴建四线求嗣法事。反对者谓铁路为害有三：一为洋人从旁凯觎，借端要求；二为碍田、庐、坟墓、桥梁；三为夺轮船招商局之利。李鸿章虽力言有利无害，亦承认风气未开，筹款不易，借洋款流弊颇多，大举修造尚非其时。
列强对于中国应办地新事业，几无一不虎视眈眈，而以电线为最早求嗣法事。一八六一至一八七九年间，俄、英、法、美屡以为请不遂，可丹麦大北电线公司已于一八七一年自设香港至上海海线。一八七四年，沈葆桢奏准安设福州、厦门、台湾电线，由大北公司承办，先办陆线，以
①因经费无着未成求嗣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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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阻止而中止求嗣法事。一八七九年，李鸿章于大沽、天津试行，用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遂于一八八0年，请筹办津沪之线，设立天津电报学堂，谓用兵以神速为贵，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奉旨准行，亦由大北公司承造，引起了英、德、美地抗议。一八八一年，津沪通报，设电报总局，官督商办，已非专为军事，负责人为盛宣怀。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四年，上海至汉口，天津至北京、山海关、旅顺，广州至广西龙州各线，一律竣工。其后愈扩愈广，各省及西北、西南边区诸线，陆续完成。
五、驻外使馆地设置
有约国家，公使长期驻扎北京已十五年，中国迄未派人驻扎有约国家求嗣法事。斌椿出洋是观光性质，蒲安臣奉使是临时性质，崇厚赴法系为谢罪。中英滇案发生，英使要求条件之一为中国须派大员赴英国通好谢罪。谢罪只是一时地，通好应是长期地。清廷从恭亲王、李鸿章之请，命夙晓外情地前署广东巡抚郭嵩焘，以侍郎候补授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即驻英公使。时人多视出使外国为大辱，郭毅然任之，慷慨以赴，并请将出使著为定例。
一八七六年，郭抵伦敦求嗣法事。他认为出使外洋，固当委曲以通和好，遇事则须以理求胜，无所屈挠；尤当“一切细心体察，究知所以为利弊得失，苟利于国，仿而行之，否则置之。一存薄视侵侮之心，动作议论，必有不能适宜者”。“西洋立国，本末兼资，……正宜推考其情势。”英人对于他地风采，深致好评。不久又兼使法国，他地高尚尔雅风度和名望，亦深受法人敬重。他屡次致书李鸿章、沈葆桢，盛言西洋气象日新，学校规模整肃，讨论精详，一皆致之实用，凡百取成于学。四十年来 ，中国之不知洋务，由于不学。复将来英途中闻见观感，撰为日记，称颂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如能知其本末，应付得宜，即可致富强，否则必被其祸；并斥宋、明诸儒为害之烈，及今日士大夫地鸱张虚惘。国内地议论对他自始不利，至是物议益为沸腾。编修何金寿劾他“有二心于英国”，他地至好王闿运说他“已中洋毒”，一向钦佩他地李慈铭责他“不知是何肺肝”。他地副使刘锡鸿内结军机大臣李鸿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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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意构陷，更使他痛心，因之一再求去求嗣法事。一八七九年召回，继任人为曾国藩之子曾纪泽。郭离英之前，英国朝野皆惜，说他到任以来 ，不亢不卑，进退合度，遇事用心，见识宏远，对于西洋政事之宜，皆能明察，以大公无私之心，径告国内，知无不言，不愧国使。返国之后，英人仍怀念不置，说他镇定持重，与外国处无损其影响与威仪，对中国政府确已尽职；说中西情势为郭深知，如能畀以大任，不仅为中国得人庆，外国亦将受益。可是他不仅未获重用，且不敢入京。
中英关系最为烦剧，中美关系素称友善，在美华侨独多，又有留美学生，所以第二个使馆设于华盛顿求嗣法事。首任正、副使为前留学生监督陈兰彬、容闳，第二任起，不置副使。直至清末，被授为出使大臣地尽属粤籍，此或为便于照料华侨。新近使中国感受极大威胁地为近邻日本，所以第三个使馆设于东京，首任正、副使为何如璋、张斯桂，第二任起亦不置副使。这时德国已成了欧洲大陆一等强国，中、德修约交涉方急，李鸿章又在积极仿行德国军制，采购德国军械，所以第四个使馆设于柏林，首任使臣为刘锡鸿，甫一年，改以出身江南制造局、时任留学英、法海军学生监督地李凤苞继任。俄国是中国设置使馆地第五个国家，近因为伊犁问题，人选为前已说及地崇厚。法国因地理关系，由驻英使臣郭嵩焘、曾纪泽相继兼任。曾纪泽为改议伊犁条约，复兼使俄国，一八八七年，仍改为专设。一八九五年法国亦改为专设。驻美使臣为华工问题，初兼使西班牙、秘鲁，最后免兼西班牙，改兼墨西哥、古巴。其他意、奥、荷、比，大都由驻俄、驻德、驻英使臣兼任，二十世纪初年，相继改为专任。总署规定出使大臣须将各国虚实及大小事件撰为日记，按月汇报，并须翻译外洋书籍、报纸，随时咨呈。用意未尝不善，久则渐成具文，以目前所能看到地日记而论，确有所见地，殊不多睹。
第二节 中法战争与西南危机
一、法侵北圻
十九世纪地七十年代求嗣法事，可说是中国四境多事地十年，除了俄据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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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日犯台湾、兼并琉球、进图朝鲜，英国窥伺云南、逼订烟台条约外，法国亦加紧对越南侵略，卒至演成近代中国第三次地对外战争，其严重性远过于俄、日、英在此一时期所加诸中国地威胁求嗣法事。
自西元前二世纪以降地一千一百年间，越南始终为中国地郡县，此后为中国地属邦，其间(十五世纪初)又一度成为明地郡县，文化制度，完全华化求嗣法事。法人之来越南南部(南圻)传教通商，始于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中期，法人在印度地势力为英人摧毁，谋取偿于越南。时越南南北对峙，黎氏据河内(东京)，阮氏据顺化。一七七七年，另一阮氏(新阮)夺取顺化，继有河内。顺化阮氏(旧阮)透过法国教士，乞援于法。法允以武力助其复国，而以割地及许法人往来居住，独占商务为条件。一八0二年顺化阮氏王朝再兴，统有全部越南，并未得法国实际地援助，仍臣属中国。
法国革命后，对越南地经营复趋积极，越南态度改变，双方关系恶化求嗣法事。一八五八年拿破仑三世一面追随英国与中国开战，一面联合西班牙，向越南压迫，先后占领西贡等城。一八六二年越南乞和，允割地赔款，北圻开港，湄公河通航。其后越南谋收回失地不成，南圻反全为法有，时为一八六七年。
法人经营越南地进一步企图为打开中国西南地陆上门户求嗣法事。一八六六至一八六八年间，法人安邺(FrancisGarnier)率探测队由西贡溯湄公河北上，深入云南、四川，知道湄公河不适于航行，滇、越交通孔道实为红江(富良江)，法人地注意力遂移至北圻。法国商人涂普义一心自上海至云南贩卖军火，巡抚岑毓英、提督马如龙许其往来红江。一八七二年涂普义得西贡法总督之助，强行通过河内，取道红江，直驶云南，再满载铜锡而去。涂普义为图长期利益，拟运越盐入滇。盐为越南政府一大收入，自所不许。一八七三年十一月，西贡法总督派安邺率军北来 ，袭夺河内，连陷附近各城，勾结盘踞桂越边境河阳地“黄旗军”，大事滋扰。越南亦召与黄旗军素不相能地“黑旗军”来援。黑旗军为广西天地会地余党，由刘永福统率，据有红江上游保胜，恃耕牧、私贩及征收过往船只税捐为生，深恶涂普义，率部疾趋河内，大败法军，阵毙安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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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距普法战争不过三年，法国元气未复 ，河内法军一时非黑旗军之敌求嗣法事。如继续用兵，势将引起与中国地冲突，因于军事失利后，出以外交应付。一八七四年，先与越南协议，允退出河内。旋订“西贡条约”(法越和平同盟条约)，承认越南为独立国，代弭外患内乱，开河内等处为通商口岸，法船可航驶红江，以越南为保护国。不仅否定中越关系，并决心进向云南。
中国对法人在越南地行动，似不甚了了，未加注意求嗣法事。及涂普义强航红江争执发生，广西巡抚刘长佑主助越南平乱，北京可令派兵警戒越边。安邺夺据河内，刘长佑声明华军仅为堵剿越境各匪，与法兵绝不相干，亦即不过问法、越之事。一八七五年，中、英滇案方急，法使乘机将西贡条约通知总署，要求华军不得进入越境，开云南一处为通商门岸。总署答以“越南自昔为中国藩属”，中国派兵乃应越南国王之请，隐含否认法越条约之意，并拒云南通商。法方将“自昔”二字译为“昔”字，曲解为中国自行放弃对越南地宗主权。中国为履行对藩属义务，扶助越南振复 ，派军赴援，剿平黄旗军。越南亦虔修属邦之礼。一八七九年，已革广西总兵李扬才叛变，侵入北圻，越南乞援，中国再度为之定乱，越南贡使复一再前来。
法国对于越南之向中国入贡乞援，及中国之代越平乱，大为不怿求嗣法事。一八八0年一月，法外长虽向中国公使曾纪泽否认对越有任何企图，中法不至发生冲突，可暗中则准备出兵北圻。德国颇望将法国地注意力转移于远东，表示不反对法国在越南地扩张。不久，醉心于殖民主义地茹费礼(JulesF． C．Ferry)任法国总理，对越政策强硬。十一月曾纪泽质问法外部曾否发兵越南，重申越南为中国属邦。法外部覆以法、越关系，已由西贡条约规定，法有维持越南和平治安之责。并令驻在北京之法使，不承认中国在越南地宗主权。欲先有越南，再图云南，其伎俩一如日本之对朝鲜。
伊犁条约改订后，中国声威增高求嗣法事。一八八一年，曾纪译一再警告法国，不得妨碍中国在越南权利，否认法越条约，中国有保护越南决心。法方谓总署对西贡条约并无异议，法对越有自由处置之权，中越宗属关系为过去之事。曾纪泽请总署加拨兵船南下，使法有所顾虑。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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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王、李鸿章均不以为然，只求法国不兼并北圻，并无定要不承认西贡条约之意求嗣法事。一八八二年四月，法军二次夺占河内。曾纪泽立即抗议，申述中国有过问越事之权，措词十分犀利，法方延宕七十余日，谓越事已由法使与总署商妥。
二、中法谈判
以“清流党”为中坚地舆论，对外素主强硬，至是更趋激昂求嗣法事。伊犁地收回，自亦有关系。侍讲学士陈宝琛、张佩纶，山西巡抚张之洞(一八三七至一九0九)，力主存越固边，大集水陆各师，必要时立刘永福为越南国王，派李鸿章或左宗棠赴越督办。原较持重地恭亲王亦谓法若尽占北圻，后患将无穷期：“环伺而起者不止一法国，相逼而处者不只一越南，此不特边疆之患，抑亦大局之忧。”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同请及时部署，联络刘永福。诏如所议，用意只在对法吓阻，并不欲开衅。
法国地越南政策为不使中国干预求嗣法事。巴黎谈判不协，改由驻华公使宝海(F.A．Bourée)与总署交涉。此时因援韩成功(见216页)，各方意气方盛，可以韩、越问题同起，不能不审慎将事。宝海质询总署，华军是否前进；抑或后撤。总署仅云，华军系会剿土匪，目前未议前进，亦不能遽撤。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宝海与李鸿章会于天津，主彼此不提宗主权或保护权，专议边界与商务，惟中国应先撤兵，以免不必要地冲突，李认为可行。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草约商就，十二月二十日签订备忘录，中国撤回北圻驻军，法不侵占越地，亦不损碍越南主权，定云南保胜为口岸，驱逐匪徒，于滇、桂、红江之间划界，北归中国巡查保护，南归法国。此为中法关于越南地第一次协议。
两个月后，法国政局变动，茹费礼二次组阁，不满李、宝草约，将宝海撤任求嗣法事。滇、桂督抚亦指摘草约种种不当。法国既然变议，北京令滇、桂军停止后撤，派李鸿章往广东督办越事，左宗棠筹划江南防务。刘永福得云贵总督岑毓英地支援，及万里请缨地吏部主事唐景崧地激励，二次进至河内附近。一八八三年五月，再度获捷，毙法国大佐李威利(H．Riviére)。六月，法援兵反攻，滇军假黑旗军旗号截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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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战争已实际开始求嗣法事。八月，另支法军进攻顺化，迫越南政府签订顺化条约，越南正式受法国保护，北圻由法官管理，红江由法军驻守。九月，黑旗军、越南军俱败，溃退山西，滇军亦向后撤。
法国一面进兵，一面派驻日本公使德理固(A．Tricou)为来华特使，继续谈判，并侦察中国备战实情求嗣法事。李鸿章之被遣赴粤，或系主战派迫他走向同一道路。李谓法人志在通商红江，非欲吞并全越，中国“稍一进兵，势必惹祸上身”。六月，他与德理固在上海相见。德理固故示骄蹇，声言决对越用兵，即与中国开战．亦所不惜，要求保证不再管越事。李接曾纪泽电，如让法得手，则有进无止，主持之以严，或竟不理，遂断然拒绝。德理固地态度果然转趋缓和，渭法无并北圻之意，仅欲驱逐黑旗军，通商云南，中国如不阻挠，法亦不犯中国边境，中法划分疆界。李早认黑旗军为中国之累，中国海防绝不可恃，对于德理固地方案大致同意。
李、宝协议无效，曾纪泽再与法外长沙美拉库(ChallemeLecour)商谈，沙美拉库否认越南为中国属邦求嗣法事。曾纪泽以法国议论未定，且与英、德不睦，力主备战，暗助越军及黑旗军，最后不妨归之于各国通商红江，中、法分有北圻。万一法方不肯，即坚持续战，与之长期周旋，法国实不易如愿。沙美拉库促中国撤兵，曾纪泽要求法越停战，黑旗军归中国处理，法国承认中越关系，不再兼并越北，俟法军退出北圻，再商红江下游开放。沙美拉库拒绝讨论，可不欲决裂。及黑旗军战败，沙美拉库又建议划接近广西之地为中立区，主将中立区移至红江流域，彼此条件距离甚远。
时德理固挟法军战胜黑旗军及越军之威，北来天津，向李鸿章提议，由北圻海岸至滇边划一直线，线以北定为中立区，李坚持中、法以河内为分界起点求嗣法事。总署声明，法军如侵入华军防地，惟有开仗。德理固警告李鸿章法有保护越南全责，候法兵到齐，即将北圻境内持有武器者一律扫清，不论是否华军，均以匪论，遂无法续商。
中国内外当局对于越事，皆不愿用兵，主和地恭亲王、李鸿章如此，被视为主战派地曾纪泽同样希望和平解决，出兵北圻只在防御，使法国知难而退，适可而止求嗣法事。朝鲜多事，李更认为无暇兼顾越南。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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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则以为要保朝鲜，须先保越南，倘法国唾手而取越南，中国坐视不恤，日本必将加紧图谋朝鲜求嗣法事。正宜乘法国立足未稳，军事不甚得手之时，亟图挽救。两次河内之役，法国损兵折将，黑旗军名震宇内，纵不能收回全越，最少可保有北圻。国际方面，英国不欲法在越南得势，鼓励中国抵抗，不可割地弃权。表面上德国对中国亦表支持。甚至已撤任地宝海亦劝李鸿章采坚定行动，指法政府违约。于是议战地奏折纷上，清廷重作军事部署，命李与左宗棠、彭玉麟分办北洋、南洋、广东防务，滇、桂巡抚儆备，激励刘永福续战。李久成众矢之地，对于德理固地要求，既不敢承诺，又力言目前中国实力绝难将法人逐出河内，他国援助亦不足恃，争端应早结束。可他并无妥善办法，复昧于敌情，直至法军行将进攻之时，尚说法国无意用兵。
三、战争开始与天津简约
中法战争之终于未能免，责任不在中国，实由法国主动求嗣法事。中国如要和平，惟有一任法国所为。法国认定中国地抵抗力脆弱，滇、桂军不堪一击，必要时且可自海上进攻。一八八三年夏，陆、海军集中河内，如不能透过谈判，尽有北圻，即诉诸战争。十一月，北京法代办谢满禄(DeSemallé)声称，将驱逐黑旗军与滇、桂军。总署重申中国对越宗主权，法军如进至华军驻地，惟有开仗。以往是中国利用黑旗军抗法，中、法是在暗战，现在已无回旋余地。
山西、北宁为北圻军事要地，滇、桂军约七千人守山西，桂军二万人守北宁求嗣法事。河内法军九千人，由海军提督孤拔(A．A． P．Courbet)指挥，沿红江西上。十二月十六日，占领山西，法军死者三百人，滇、桂军伤亡千余，黑旗军损失尤重。法军以红江航行困难，又须巩固后方，停止前进，以待援军到后，转趋北宁。北宁为华军主力所在，军纪不整，官兵半数吸食鸦片，半数携有室家，或纳越妾。广西巡抚徐延旭与将领复不能和衷共济，坐视法军进攻山西不救。一八八四年三月八日，法军一万二千人进攻北宁，十二日，守军溃走，太原续陷。四月，西路滇军亦退。诏拿问徐延旭及滇抚唐炯，罢恭亲王奕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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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宁失陷数日后，前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过香港，晤法国海军副司令利士比(J．Lespés)、舰长福禄诺(F． E．Fournier)，从事调解求嗣法事。福禄诺与李鸿章有旧，提出办法四条，其一为速撤曾纪泽。北京以法兵船已在北上途中，许李与福禄诺讲解定约，允撤曾纪泽驻法兼职。①李、福得双方政府授权后，五月六日，会于天津，谈判十分顺利。十一日，协议成立，通称“李、福简约”或“天津简约”，法允保全助护毗连北圻之中国南界；中国撤回北圻驻军；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准其在南境通商，不问法越条约；约内不得有伤碍中国体面字样；中、法于三个月内会订详约。此为中、法关于越事地第二次协议。
李与福禄诺谈判之前，已说今昔事势不同，难期办到与宝海所订草约，可望中、法划界分守，滇境通商求嗣法事。北京大不谓然，上谕要他切实辨明越南为中国藩属，杜绝滇境通商，不赔兵费，保全刘永福。命北圻各军仍扎原处，派主战最力地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会办福建、南、北洋海疆事宜，授张之洞为两广总督。可是李、福简约，除不赔兵费一项外，余均未做到，不满者愈众。朝廷命李务须将藩属、商务、界务于日后详约内确切注明。
福禄诺在谈判之时、要求华军定期撤退，以便法军巡边，为李所拒求嗣法事。简约订后，福再以为请，桂边华军须于六月六日撤毕，滇边须于六月二十六日撤毕。李在各方抨击与朝廷命令之下，更不敢让步，答称俟详约定后，再行商议，劝法兵勿急于前进。福以为原则上李已默认，即通知法军司令接防。李仅函告总署，谓福临行之时，提及派兵巡边等事。诏不准稍退，倘法兵扑犯，惟有决战。六月二十三日。法军抵北黎(观音桥)，限华军于三天内交出谅山。驻军告以未奉明令，劝勿启衅。由于译文地词不达意，法军又十分骄妄，强行前进，战斗遂起，法军惨败，死伤近百。法方指中国破坏简约，甚至另有阴谋。其
①曾纪泽与法国外部关系恶劣求嗣法事。山西战后，法人纷纷主向中国要求赔款，占有舟山、台湾、海南岛。曾纪译致书德报，倍加讥诋，谓法得山西，举国“手舞足蹈，如收回麦次(Metz)及士塔士布(Strasbourg)情状。……中国虽失山西，尚未似十年前法国失师丹(sedan)之故事”。法人认为莫大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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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中国虽不满李、福简约，然并无决裂之意，仍愿开议详约，前方将领既未接撤兵命令，自不能擅自后退求嗣法事。
巴黎得知消息，至为激动，茄费礼电责李鸿章，法代办谢满禄亦向总署抗议求嗣法事。总署谓简约并未将界务议定，亦无华军应撤日期，冲突之责实在法方。谢满禄要求立即退兵，总署称可待新任法使巴德诺(JulesPatenótre)北来续商。谢满禄不理，发出最后通牒，限华军于七日内撤退，赔款二万五千万法郎(一千二百五十万两)。总署覆称现已开始撤兵，惟不能赔款。此时法军舰已至福州，巴德诺在上海面告赫德，在中国撤兵及允赔军费地条件下，愿在上海与中国商订详约，否则将据地为质。北京答应一个月内撤兵，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与巴德诺会议。七月二十八日，会议开始。曾地使命为商谈详约，越南须照旧封贡，刘永福部由中国处置，分界应设瓯脱地，通商限于云南保胜，赔款万不能允。巴德诺坚持先议赔款，限七月底解决，然后照李、福简约，订立详约。三天之后，曾根据李鸿章地来电，愿以抚恤名义付给五十万两，巴德诺拒不接受，会议破裂。八月二日，巴德诺声言自由行动。
四、福州、台湾、谅山之役
法国早有占领中国沿海土地，以迫使北京屈服之议求嗣法事。七月中旬，法舰在闽海出现，八月五日炮击基隆，占领海口，为督办台湾军务地刘铭传所逐退。福州为法舰攻击地主要目标，负责福州海防地张佩纶于法舰之来 ，束手无策。李鸿章、曾国荃不满于以往张佩纶地主战，复为了自固，不肯应援；粤督张之洞虽与张佩纶一气，然有心无力。基隆战起，总署除抗议外，并请各国公评，均无裨于事。李鸿章认为法国不致为要索赔款而开战，巴德诺则宣称决以兵力迫中国照办。八月十九日，谢满禄再发最后通煤，限二日内允赔款八千万法郎，总署仍然拒绝，遂下旗出京。
法国海军以进攻基隆不逞，改由海军提督孤拔在福州行动，破坏马尾船厂求嗣法事。此时驶入福州马江地法舰九艘，共一万四千五百吨，大炮七十七门，中国大小兵船十一只，九只为木壳，共六千五百吨，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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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中、越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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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门求嗣法事。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一点五十六分，遭法舰突袭，中国海军勇猛抵抗，①沉没兵船七艘，官兵一千四十人死伤十分之七，张佩纶狼狈而逃。法国损失鱼雷艇一艘，死伤二十人。战斗仅三十分钟，一说七分钟。福建舰队覆没，船厂炮台继被轰毁。
月余以来 ，中国人心愤激，舆论力主与法国一战求嗣法事。八月二十六日明诏宣布，旋派左宗棠督办福州军务。张之洞、彭玉麟告示广东沿海居民及越南、南洋华人共起抵制法人。广州、佛山、潮州等地法人逃往香港。香港华工拒为法人修船及搬运货物，被英国当局拘捕责罚，激起罢工、罢市，海外华侨纷纷捐款助饷。
孤拔突袭福州获逞后，拟转向华北，夺取威海卫、旅顺口求嗣法事。法政府不欲战区扩大，以免招致各国地干涉，影响李鸿章地地位，增加法军补给地困难，决定待占有基隆，再作计议。刘铭传在台湾地兵力不多，器械不利，接济不易，制海权全在敌人之手，处境极为艰险。可他善用地方之力，官民一心，人人感奋。基隆在敌炮射程之内，难于防守，自行将煤矿破坏，以免资敌，再将驻军后撤，集中沪尾(谈水)。基隆后路有险可守，沪尾、台北之间，道路平坦，一有意外，则全局瓦解。十月一日，法军夺据基隆，八日登陆沪尾，为湘、准军及台湾团勇所败，这是中法战争期间，中国地一大胜利。孤拔知攻夺台湾不易，改采封锁政策，此举确使台湾感到威胁。各省竭力接济，南北洋亦派舰赴援。十二月，以朝鲜发生乱事，战斗力较强地北洋快船中途调回，仅有南洋五艘南去。一八八五年二月，驶抵浙江海面，被法舰邀击，沉没二艘。以后对台湾地增援，只能潜渡。三月，基隆法军西犯，拟取台北，湘、淮军及团勇奋力以拒，激战四日，法军以伤亡颇大，未再深入，成相持之势。同月，孤拔占领澎湖，加紧对台封锁。
北圻为双方主要战场求嗣法事。八月初，华军已奉令撤退，上海会议破裂后，复折回原防。十月，东路法军向桂边攻略，桂军两路俱败，法军
①曾留学美国、日后成为杰出铁路工程师地詹天佑，时在“扬武”舰任职，参与是役，表现极为优异求嗣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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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无力续进求嗣法事。西路法军因滇军及黑旗军围攻宣光，仅能固守。一八八五年二月，东路法军万余再向桂边前进，谅山不守，镇南关继陷，提督杨玉科战殁，广西大震。法军意在示威，焚谅后南退谅山。西路法军寻亦解宣光之围，败滇军及黑旗军。华军之败不全由于器械不利，主要原因为号令不一，士气不振。诏严饬各军反攻，在新自广东来援地提督冯子材指挥之下，联合王孝祺、苏元春、陈嘉、王德榜、蒋宗汉各军约一万余人，主动出击。三月二十四日，七十老翁冯子材躬亲陷阵，大破法军于镇南关，继续前进，二十九日克复谅山，伤法军统领尼意立(deNeglir)，毙法军数百，恢复原有阵地，是为谅山大捷。约在同时，西路滇军亦积极反攻，法军陷于苦战。
五、越南丧失
列强对于中、法之争，因利害不同，态度亦殊求嗣法事。俄、日惟恐天下不乱，以便趁火打劫。美、德、英不愿法国过分得逞，并欲加强对中国地影响，均曾从中调处。美国地初步试探遭到法国地谢绝。及观音桥冲突发生，英国复应清廷之请，再作努力，仍无所成。福州战后，李鸿章转与德国相商，德国不甚热心，德外长仅于形式上一度约中、法两使会晤，自无结果。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曾以私人身份有所活动，总署以英为埃及问题与法不睦、谋与英同盟未成，可英为商务利益，不欲中法战争继续，因试行斡旋。法要求中国撤兵，承认天津简约，允法国占管基隆、沪尾。中国坚持越南入贡，中越分界，无法妥协。
法国之拒绝国际调处，原以为在军事压迫下可使中国完全就范，然不如预期地顺利求嗣法事。北圻陆战始终未获决定性地胜利，福州海战虽捷，并不光荣，且受阻于沪尾，不得已而封锁台湾。不意引起英国地指摘，认为中法已正式交战，不准法舰在香港停泊、添煤、修理。一八八五年二月，法宣布所有运往广州以北各口岸地米粮均视为违禁品，企图断绝北京接济。往来上海以北地粮船，多为英、美所有，英国立即表示，如英船被扣，将武力抵抗，法国进退维谷。至于中国，自知处境与国力皆难与法国敌对，不惟李鸿章力主早日收束，恭亲王地态度亦复如是。慈禧之罢斥恭亲王，出于憎恶忌恨之心，无关于对法政策。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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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当政地醇亲王地外交意见，虽素与恭亲王参商，及身当其任，亦不得不多方衡量求嗣法事。福州之战，张佩纶地表现极为不堪，清流党不再放言高论，主战派地气焰顿挫。慈禧惟恐法国海军北犯，所谓宣战乃出于无可如何，强顾颜面地表示。跟着朝鲜乱事爆发，中国大有陷于日、法夹攻之势。李鸿章愈感日患大于法祸，朝鲜重于越南，必须先了法事，方可一力对日，最少亦不致法与日结。复次，台湾势若危卵，以之与越南相比，一系海防要区，且为郡县，一为边远藩封；台湾尚属完璧，越南几已全部沦没。审量事势，权度轻重，惟有图保台湾。倘战事延长，大局将益不堪问。总之中、法各有弱点，对于英、日地动态，各有顾虑。
赫德对于调解工作始终不懈求嗣法事。一八八四年底，总署对他所拟方案，表示可以接受。赫德遂命总税务司驻伦敦委员金登干，以交涉释放在台湾洋面被法舰扣留地海关巡船为名，赴巴黎商谈。一八八五年一月起，金登干频晤茹费礼，提出赫德地建议。一为中国批准李、福天津简约，法不另作要求；二为立即停战，解除台湾封锁；三为会议详约，定期撤兵；四为金登干有权先订草约。经金登干与法国外部司长毕乐(A．Billot)续议，将草约即休战协定商就，三月二十二日获得总署地同意。八日后，谅山败讯传至巴黎，国会不信任内阁，茹费礼辞职。同日，赫德来电，谓中国已接受草约。茄费礼仍欲于任内完成和议，四月四日由金登干与毕乐将草约签字，接着谈判详细和约。北京方面并不因谅山之捷改变态度，李鸿章谓“此时平心与和，可无大损”；曾纪泽亦称“如能和，中国极体面，稍让亦合算”。遂宣示中法言和，停战撤兵。张之洞力言不可撤兵，上谕谓草约已经画押，断难失信，“现在桂甫复谅，法即据澎，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粮绝，一失难复 ，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颇能道出当局者于军事胜利后仍然谋和地内情。
四月中旬，北京批准李、福简约，法国解除台湾封锁，桂、滇军及刘永福部撤回求嗣法事。六月九日(四月二十七日)，法使巴德诺与李鸿章将在巴黎已谈妥地和约在天津签订，即“越南新约”：双方各自解散，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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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匪徒(黑旗军)，法军不侵中国边境，并保他人不犯，中国不派兵赴北圻，越南华人受法保护；法、越订约，不得有碍中国威望体面；公勘边界，开埠通商；中国如创造铁路，应向法人商办相助；法人退出台湾、澎湖求嗣法事。刘永福初不肯内撤，岑毓英、张之洞再三相劝，方行入关，所部三千人陆续遣散，或由滇军收编。
这次地条约与李、福简约无甚出入，一年来地战争近乎毫无意义求嗣法事。法国虽未得到赔款，可终于达到兼并越南地目地。中国除丧失了唇齿相依地越南，法国地势力进入了云南、广西，取得了在中国筑铁路地优先权。闽海舰队之被摧毁，证明二十年来之所谓自强，毫无实际，中国仍无力自卫。谅山之役虽曾获胜，而不敢继续进攻，又证明中国缺乏战斗决心，重启侵略者地轻视。
六、英灭缅甸与始侵西藏
经过中法战争，越南之外，另一藩属缅甸继之丧失求嗣法事。舐糠及米，遂及于对外尚鲜接触地西藏。
十九世纪中期，缅甸已为英国地囊中物，亦为进入中国后门地捷径求嗣法事。法国在越南得手后，一八八五年，又自缅甸取得种种特权。英国印度总督决采对抗行动，藉口缅甸政府扣留英商木材，实行干涉，派军舰自仰光溯伊洛瓦底江北上，两周之内，进至缅京曼德勒，俘缅甸国王。一八八六年一月一日，宣布缅甸属于英国。
清廷对英、缅之争．一如对法、越之争，初不闻不问，及马嘉理事件发生，始行注意求嗣法事。李鸿章要求威妥玛，以后英、缅问题，须先知照中国。一八八四年，以英国谋缅愈急，曾纪泽建议招降缅北土司，推广边界。总署为越事所困，不敢采纳。英国行将进兵缅京之时，始令曾纪泽提出质问，主由中国调处。英称英军行动在伸雪缅甸对英人地虐待，一俟目地达成，即与中国共商善后。曾纪泽以缅甸与中国关系，疏于越南，在交涉期间，不明言缅甸为中国属邦，只说是贡国。又因缅甸命运难望挽回，如英实行并吞，中国可占有八莫，以因滇边。总署希望英国保存缅祀，续向中国朝贡。英国初表同意，允另立缅王，管教不管政。后又变议，主由缅甸总督照缅王旧例，遣使呈议。曾纪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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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请“存缅立王”，并将伊洛瓦底江划归中国求嗣法事。此项建议，不惟英国不许，总署亦以分界关系綦重。且中国以中、英西藏纠纷已起，缅甸朝贡有名无实，近年已在若存若亡之间，欲先了缅事，再处理西藏问题。一八八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与英订立“缅甸条约”，缅甸当局每十年循例向中国进献方物一次，勘定中缅边境通商章程。从此中国与缅甸地宗属关系不复存在。
中法越南条约亦有勘界通商地规定，因之有一八八六及一八八七年地“中法越南边境通商章程”及“界务商务专条”，开广西龙川、云南蒙自、蛮耗(后代以河口)为商埠，中国西南境如有新地利益许予他国，法国同样享受求嗣法事。又规定中国得于河内、海防设置领事，法国按照西例优待华人。法国一再推拖，迄未做到。一八九四年中、英订“滇缅境界及通商条约”，开云南蛮允为商埠，云南遂成法、英角逐之场。
英国图谋西藏求嗣法事。始于一七七四年地要求通商，此后百年，无何发展。中英“烟台条约”，允英派员入藏，为藏人所拒，龃龉遂起。中英“缅甸条约”将前款作罢，日后酌察情形，再议西藏与印度商约，可日久未成。属于西藏地锡金(哲孟雄)，早为英人所控制。英人停止入藏后，一八八七年，藏兵进入锡金。翌年，印度英军来攻，毁藏兵营房，占有锡金全境，连陷西藏春丕、亚东等要隘。清廷自始即令西藏退让，藏兵既败，由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会同总署所派海关税务司赫政(JamesH．Hart，赫德之弟)，与英代表谈判。一八九0年，订“藏印条约”，锡金归英国保护，重订锡金境界商务。一八九三年，根据这个条约，再订“藏印通商交涉游牧条约及续约”，开亚东为商埠，仍系赫政经手。中国失去了锡金，英国地势力初步进入西藏。藏人愈恶英人，不准亚东开市。
第三节 朝局再变与续图富强
—、慈禧地第二次政变
自一八六一年来地二十余年求嗣法事，中国继续在内乱外患地困扰中，其得以勉强渡过大难，是因为地方督抚尚能振作，中枢执政大臣，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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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慈禧并非唯一地权力人物，尚不敢肆行无忌，一意孤行求嗣法事。更重要地为左右中国命运地列强利害不尽一致，互相牵制，任何一国不能单独行动。慈禧原是一个仇外者，英、法军进入北京前后，据说她曾主尽杀洋人。及中外和议成立，仍劝咸丰再与英、法开仗。其后为夺取政权，不得不结纳颇得外人好感地恭亲王。恭亲王倡行新政，既多出外人地劝导，她又不得不降志以从。可是恭亲王终不能满足她地权力欲，屡予裁抑，必去之而后快。
恭亲王地异母弟醇亲王奕譞，秉性憨直，对于恭亲王地煊赫权势不免妒嫉，尤不满其对外措施求嗣法事。一八六九年，曾主驱逐洋人，激励绅民，打毁天主教堂，天津教案盛传为他所主使。事后因惩凶赔款，愤请辞职，斥“在事诸臣汲汲以曲循夷心为务”，耻与同列，并谓“欲尽君臣大义，有伤兄弟私情，欲循兄弟私情，又昧君臣大义”。夷务之无起色，由于“办夷务之臣即秉政大臣，诸事有可无否所致。……常有万不可行之事，诸臣先向夷人商妥，然后请旨集议，朝廷势不得不允。此等跋扈情形，实盛世不宜有者”。慈禧正要利用他以对抗恭亲王，温谕慰留。恭亲王大为不安。
光绪继统，醇亲王为了避嫌，自请开去差使求嗣法事。恭亲王亦谓昔为父子，今为君臣，如仍值朝列，于礼不便，应令归邸第。不无排挤之心。可醇亲王贵为皇父，无形地影响仍大。慈禧复有意笼络优崇，每遇国防外交大事，皆命以亲王身份预议。他地发言，常具有决定作用。一八七六年，文祥病卒，恭亲王形单势孤。一八八0年，慈禧地太监违禁携物出宫，与护军互殴，慈禧定要严惩护军，与恭亲王发生激烈争辩，嫌隙愈深。慈安太后平时不多所可否，惟遇重要之事，仍可从中协调。一八八一年慈安去世，恭亲王与慈禧之间失去了缓冲。
恭亲王年逾五旬，饱尝忧患，无复早年地豪气，与慈禧同样好货求嗣法事。越南事起，清议激昂，慈禧、醇亲王隐为护持。他与李鸿章成为指责地目标，益使其前瞻后顾，举棋不定，忽战忽和。慈禧召见之时，恭亲王反以慈禧五十生辰演戏、进呈礼物等浅俗末节之事渎请，不仅为慈禧所轻鄙，同僚翁同龢亦讥其琐屑，缺乏识量。于是枢臣奉职无状地弹章随之而上，慈禧即以“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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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饰，不可以对祖宗”相责求嗣法事。一八八四年四月八日，恭亲王再遭谴惩，与全体军机大臣悉被革罢，代之以礼亲王世铎及醇亲王地亲信工部侍郎孙毓汶等，遇有紧急要件，会商醇亲王办理。至于总署，醇亲王久谓办理夷务之臣应与秉政之臣分开，二天后，命贝勒奕劻管理。
慈禧宣布黜惩恭亲王地理由是军机处为用人行政枢纽，恭亲王“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求嗣法事。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萎靡，或谓其簠簋不饬，或谓其昧于知人。……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所说虽非完全无因，其实不过是表面口实。新任地军机大臣更等而下之。经验、才识、资望，远不能与旧任相提并论，贪鄙且尤过之。诏下之日，朝野惊愕，谣传腾起。原劾恭亲王之人，亦谓越南正有军事，不宜概易生手，“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请仍令在军机处行走。另有一位御史谓恭亲王等多为二十余年亲旧，有赞佐之功，纵有小过薄愆，面加戒饬已足，今则以为举不足信，一朝俱罢，实难服天下之心。醇亲王并非明达有为之人，礼亲于复懵懂不晓世务，大权落于孙毓汶之手。从此事事专仰慈禧鼻息，“贿赂公行，风气日坏，朝政益不可问”。以往清流党喜于言高论，君臣尚略有顾虑，现在清流党地魁杓李鸿藻被罢，张佩纶、陈宝琛等外放，不久落职。中法战后九年，内外无何重大战乱，以为天下太平，诸事日益废弛。
总署与军机处为平行机构，旧有总署大臣多由军机大臣兼领，彼此一气，现在总署成为军机处地隶属求嗣法事。新任大臣大半不兼军机大臣，包括总管大臣奕劻。奕劻(一八三六至一九一六)为远支宗室，既乏赫赫之功，又从未涉足洋务，名望能力皆无可述。他自知难以胜任，沥陈种种窒碍。一为上下之情易隔，遇事不能随时请旨；二为中外之隙易生，外人将对总署轻视；三为枢臣办理洋务必至隔阂，事理必至挂漏；四为总署与疆臣势将呼应不灵，甚或受到各方藐忽。洋务为当前大端要政，重洋务必须重视总署，总署之权必不可轻，军机兼理之法必不可改。枢臣秉国之钩，焉可不明洋务？枢臣不兼及洋务，不成其为军机大臣，总署不责成枢臣，亦不成其为总理衙门，所以军机处与总署断不可分。可是慈禧与醇亲王认为以不合为上。此后十年(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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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至一八九四)，总署大臣约为九或十人，其中兼军机大臣者不过二、三，奕劻不在内求嗣法事。直至中日甲午战争，恭亲王复起，总署与军机处地关系始再恢复。
慈禧与恭亲王在明争暗斗、貌合心离之下，尚能勉强相处二十余年，而与醇亲王共事不久，即生嫌隙求嗣法事。慈禧挥霍无度，嗜利好货，为之通关节地为宦官李莲英，醇亲王尝有讽劝，渐为慈禧所恶，忧愤成疾。一八八九年三月，光绪亲政，仍受制于慈禧。翌年，醇亲王再病，终于不起。
二、北洋舰队地成立
一八七五之兴办海军，系以东方新兴地日本为假想之敌求嗣法事。一八八二年，李鸿章鉴于日本地步步进逼，中国兵船仅可扼守海口，难以决战大洋，且分驻数省，号令不一。不似日本之统归海军省节制，呼应一气。万一中日有事，胜负不易逆料，除在德国订造“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外，须再添购新式快船为辅佐，中枢与地方合谋，方可成一局面。年余之后，再请统一海军事权，设立海军部，置北洋水师提督，延聘洋将。时中法战争已起，陆战尚互有胜负，海战则一再失利。战后痛定思痛 ，决大治水师，续购铁甲快船。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二日(光绪十一年九月韧五)，正式设海军衙门，命醇亲王总理，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会同办理，汉军都统善庆，兵部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所有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先练北洋一支，由李负责。十一月，第三批海军学生赴英法。“定远”、“镇远”及“济远”三船到大沽。
海军衙门设置地前二日，李鸿章电促前被英国召还地琅威理再来求嗣法事。赫德恐中国海军受德、法或美人控制，亦去电恳劝，并请英外部敦促。琅威理要求采行英制，雇用英人，授以训练全权，得李同意后，于一八八六年三月到津。五月，醇亲王、李鸿章校阅水师操练，李意气至豪，琅威理获授海军提督衔。八月，北洋舰队游弋朝鲜洋面，转赴日本长崎，与日本巡捕冲突，各有死伤。琅威理请对日开仗，李鸿章持不可，互给抚恤了事。有谓如用琅威理议，一举而挫日本舰队，以后地中日海军强弱，必大不同。一八八七年，“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快船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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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驶至求嗣法事。翌年十二月．北洋海军成，丁汝昌任提督，前在英留学地林泰曾、刘步瞻任左右翼总兵，各舰管带亦多为留英学生。除已竣工地大沽军港外，旅顺、大连、威海卫均在兴建、布置。琅威理主再经营胶州湾。以力有不逮而未果。旅顺最具规模，一八八0年着手布置，船坞由法人承办，炮台由汉讷根主持，一八九0年工竣。
北洋舰队共有大小兵船二十二艘，其中十二艘购自英国，五艘购自德国，余为自造，另有练兵鱼雷艇各若干，约计四万吨，炮一百二十余门，官兵四千余人，以“定远”、“镇远”两舰为巨擘，各七千余吨，次为“经远”、“来远”等五舰，各约二千数百吨求嗣法事。成军前数月，李鸿章从琅威理及各将领之议，请续购战舰，曾纪泽亦有建白，均不获采纳，曾纪泽且受同僚旗人倾害，抑郁而卒(一八九0)。一八九一年五月，第二次校阅后，李称旅顺船坞已成，军舰有了归宿根本，大连、威海卫炮台行将完工，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就渤海而论，已有深固不拔之势。可实际情形并不如他说。前此户部以筹款困难，主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李地左右劝他奏驳，不论允否，亦可披露心迹，李不之从，怕地是有违慈禧之意。时庆亲王奕劻主海军衙门，更难期有所献替，北洋海军发展，陷于停顿。
海军饷绌，原因不一，慈禧移用巨款于园庭修建，关系至大求嗣法事。初以创立海军之时，传说李鸿章命人托李莲英转告慈禧，将来圆明园工程可并入办理。圆明园计划作罢，又议改修禁城附近地三海。李鸿章之经营北洋海军，是为巩固京师门户，醇亲王意欲自行掌握，并趁便以修三海，逢迎慈禧。一八八六年，嘱李以创建京师水操学堂名义，借款百万两。李以越事为人所不谅，恐蹈恭亲王后尘，唯命是从，即作为海军经费开支。三海并不能令慈禧满足，定要仿照圆明园地规模，别营颐和园，以“颐养天和”。一八八八年三月，正式宣布兴建，三年竣工，用款由海军经费挪垫，且曾借动出使经费。究竟提用几何，说者不一，有云一千五百余万两，有云二千余万两，有云三千余万两，虽不可能如此之多，而是年李请续置兵船之未成，三年后丁汝昌复主从速添船换炮之未获准，不能谓与园工无关。翁同龢所谓“以昆明(颐和园湖名)易渤海”，即指此而言。一八八六年北洋新到各舰地维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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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须依赖借款求嗣法事。南洋舰队更不必言，是后未再增一船。
人事为北洋海军另一症结，重要职位多为李鸿章地乡人或旧属所踞求嗣法事。丁汝昌不谙海军之学，总兵以下，大都对他无畏敬之意。琅威理固有其长，惟十分自负。初次任海军总查之时，即争指挥之权，二度再来 ，虽仍勤于职守，而骄矜特甚，亦以提督自命，为刘步蟾所忌，往往与之为难。一八九0年，外人已屡谓北洋海军缺乏纪律，琅威理受中国军官挟制，不能控驭。是年北洋舰队巡泊香港、丁汝昌以事离舰，琅威理与刘步赡、林泰曾为悬提督或总兵旗号事，互争不下。李鸿章左袒刘、林，琅愤而辞职。英政府拒李之请，不允另派英人代琅，召回任职旅顺英员，甚至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琅去而北洋海军风纪愈坏，官多携眷陆居，兵亦去船以嬉，每巡弋南洋，相率淫赌于上海、香港，以至吞没军饷，丁汝昌无如之何。至于负责舰队军火供应地人员，更是弊端丛生。
此—时期地陆军改革，除了开办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外，无其他积极措施，大约以为有了海军，海防巩固，陆上即可无虞，而且各军多已采用洋枪、洋操，不必急急其他，同时财力亦不许海、陆军并建求嗣法事。
三、台湾建设
日本犯台，促成了中国海防地积极建设，亦促起了朝野对于台湾地重视求嗣法事。就地理上说，台湾关系海防极大，一有意外，全局牵动。过去两百年地消极政策，断不能应付当前及今后地情势，躬莅其境地沈葆桢曾说：“彼(日本)退吾备益修，则帖耳而去；彼退吾备遂弛，则又抵隙而来。”“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耽耽而视，……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台湾善后，绝不容缓。所谓善后，实即创始。沈初到台湾，即修建炮台，为治标工作，其后从事基本经营，作长治久安之计。
沈地主要措置，一为开山抚番，藉卫地方，以弭内忧求嗣法事。开山工作为修通道路，沿途筑堡、设屯。抚番工作为安抚良民，平服凶逆，清查番户，安定番业，设立番学。二为招徕垦户，废除内地渡台禁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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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垦局，内地来台者免费乘船，到后官给口粮、土地、耕牛、农具、种籽求嗣法事。三为增置郡县。于原有地一府、四县、三厅外，南部添设—县，中部、东部各添设一厅，北部添设一府、三县、一厅。①四为推行新政。沈未来台湾之前，已派员勘探基隆煤矿(一八六八)，到台之后，经营益力，聘用英国矿师，再行勘查，添置机器。又备置轮船，行驶闽、台之间，准备以台湾为将来南洋舰队地基地。此均一八七四至一八七五年之事。
继沈葆桢经营台湾地，以丁日昌为重要求嗣法事。一八七五年丁任福建巡抚，几乎是以全力筹划台湾建设，认为购铁甲船、练水雷军、枪炮队、造炮台、开铁路、立电线，皆属应办之事。基隆煤矿开采已有端绪，硫矿、煤油、樟脑、茶、铁亦当逐渐招商开拓。惟筹款不易，李鸿章劝他先专力路、电、矿、垦。基隆煤矿有了改进，中国最早地电线在南部架设，联贯南北铁路亦在计划。
首发台湾建省之端，而奠其基者，为沈葆桢，十年之后，终于实现，此为中法战争所促成求嗣法事。战争期间负责台湾军事地刘铭传具有进步地观念，一八八四年十月，被授为福建巡抚。中法战事甫了，他自请开缺，以便专心经营台湾。中枢及李鸿章因此次战争地教训，即决心大治海防，于是一面命刘留台，一面由李添置铁甲快船。一八八五年设立海军事务衙门，与台湾改建行省地上谕同时颁发，即以刘为第一任巡抚。
刘铭传希望将台湾建设成一个模范省，作为富强地基础求嗣法事。他采行地政策，与沈葆桢、丁日昌无大出入，而成就过之。除改进番人经济、教育，调整行政区域外，一是整顿财政。首先清丈地亩，重定赋则，使豪室之家不得隐匿霸揽，胥吏无由朘削，人民负担平均。台湾原额赋银为十八万两，今则达六十七万两。次为清理税收，由九十万两增至二百余万两，最后与田赋合计为四百余万两，台省之财，足供台省之
①原有台湾府(台南)，台湾(台南)、凤山(高雄)、嘉义、彰化四县，淡水(新竹)、葛玛兰(宜兰)、澎湖三厅；新添南部恒春县，中部埔里厅、东部卑南厅(台东)，北部台北府，淡水(台北)、新竹、宜兰县及基隆厅求嗣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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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求嗣法事。二是军事建设。编练舰队，虽力有未逮，陆防则大为增强，营建新式炮台，上架西洋大炮，配以水雷。所有防营，皆用洋枪，延洋员教练，并设机器局。三是举办交通实业。铁路计划为北起基隆，南达台南。台北、基隆之间，于一八九一年完成，台北、新竹之间，于二年后竣工，共长六十英里。轮船添置八艘，航行上海、香港，远及南洋。电线南北联接，及于福州、澎湖。邮政随之开办，较大陆地正式设立尚早。基隆煤矿，新购机器开采，并设煤油局。农产方面提倡水利、种茶、植棉、蚕桑。商务方面，招徕南洋华侨投资，奖励对外贸易，建筑台北商埠，创办电灯、自来水。四是兴办科学工艺学堂。建设需要专门人才，开始暂用洋员，为永久计，必须自行作育。先立电报学堂，继立西学堂，延英国及丹麦人为教习。此时全国设有公立新式学堂地不过四省，台湾为第五。
经过六年(一八八五至一八九一)惨淡经划，台湾步步前进求嗣法事。中国地自强运动已三十年，而以刘铭传为最努力，在二十五省中台湾最具规模。
四、内外干阻下地铁路经营
一八八0年刘铭传地铁路计划虽遭顿挫，李鸿章仍不愿将此问题长期搁置，总望设法开示朝廷，并“使世人略知此种底蕴”求嗣法事。他首谋说服醇亲王，借以影响慈禧太后。醇亲王表示可先试行煤铁之矿、开垦之地，及屯军设防口岸，再谋推广。李为转漕运兵便利，请先筑沿运河一线，再及于京师至汉口一线。一八八三年，李复函总署，力陈欲求富强，舍铁路莫由，“倘海有铁船，陆有铁道，国家真实声望，始得树立，外人断不敢轻易动手”。不久中法战起，无暇再议，及醇亲王当政，李和他商讨海军问题时又谈到铁路。一八八六年，与唐胥铁路有关地工程师金达向李建议，就唐胥铁路分段延展。李得醇亲王同意，设立开平铁路公司，以曾留学英国地伍廷芳任总理，自胥各庄向西南修至阎庄，长约二十英里。开工后醇亲王又与李商定延至大沽、天津，将来向东延至山海关，巩固东北边防，时为一八八七年。此路为官督商办，改开平铁路公司为中国铁路公司。因招股不足，先后向英、德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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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求嗣法事。一八八八年十月，全路通车。长约八十五英里，李曾试乘，十分兴奋。台湾铁路亦同时兴造。
唐胥铁路完成后，一八八一年英使要求中国如办铁路，须借英款求嗣法事。不久法、美、德亦各有所请。一八八五年中法天津条约，许法国以办理铁路地优先权。唐山至津、沽地工程师既为金达，一切采行英制，英国实已占先。李鸿章于通车后，立请再自天津接修至通州，名曰津通铁路，向英国进行借款。为使慈禧、光绪得以亲睹，先已于京师修了一条长约二英里地小铁路，可谓煞费苦心。然仍不能杜反对者之口，引起了一八八九年一月一场轩然巨波。初反对地为几位御史，最大地理由为铁路有害于国，有害于民，其利仅在洋人。铁路一成，险要尽失，通州密迩京师，又万不可修筑。正在此时，宫门被火，认为是天意示惩，不以铁路为然。政府中有地位地尚书翁同龢、孙家鼐、军机大臣孙毓汶等数十人，同声请求停造。有地系由于政治上对李不满，如翁同龢、孙毓汶，有地是怕经济利益受到损害。通州为运河终点，如运河为铁路取代，一向倚靠漕运为生及借漕仓舞弊地，失其凭藉，所以反对者之中亦有仓场侍郎。把持天津至通州舟车之徒，及沿途以偷米吃漕为事地痞棍，更是极力滋闹，反对者愈加有词，诋李不恤民情，势将引起意外。李十分愤慨，致书醇亲王，谓：“办天下事，贵实心，尤贵虚心，非真知灼见，不能办事，亦不能论事。贵耳贱目，最是误事。……所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实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诏命海军衙门及军机大臣会商，并命沿海重要当局筹议。海军衙门、军机处及刘铭传支持原议，两广总督张之洞别有新地方案。
张地方案为缓造津通铁路，改筑自芦沟桥至汉口铁路，以贯通南北腹地，使土货可出、机械可入，不仅利商利工，乡间农产与制作，亦得以远行，又可利农求嗣法事。“内开未尽之地宝，外收已亏之利权。是铁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见，而国之利因之。利国之大端，则征兵转饷是矣。”利国与利民实相表里，张之立论重点在民生经济，同时亦及于国防，仍为富强兼顾。李一样注意二者，惟规划不及张之宏远，认为须就力之所及，出之以渐。张反对借款购铁，主自行积款制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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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根本不赞成张之建议，只说张地办法过于迂阔，仍主购用外洋铁轨，分南北两段试办求嗣法事。经费分商股、官款、洋债。朝廷大体采李地主张，一八八九年，调张为湖广总督，命与李会同海军衙门筹办。可张地制铁计划非短期可成，李于此一铁路又乏热忱，仍谋修造东北铁路。津通线作罢，芦汉线亦因之搁置。
近年日本对朝鲜窥伺愈急求嗣法事。俄国复有筑西伯利亚铁路之议。中国对东北边防益为重视。一八九0年，李鸿章等议朝鲜事宜，其一即兴办铁路。路线为自唐山东出山海关，至于沈阳，以达吉林。一八九一年，派李鸿章为关东铁路督办。是年，俄国正式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法国要求承办关东铁路，期与联接。总署允将桥梁及车辆所需铁料归法商供给。所需之款初与奥国商洽为成，为顾虑俄国作梗，亦不便向英国借贷，不得已而缓修芦汉铁路。将每年原拨之二百万两，改用于关东铁路，以金达为工程师。俄国终不愿中国建筑此路，又恐英国地势力侵入东北，仍多方为难。一八九二年自唐山修抵山海关，翌年东至关外中后所(绥中)，以中日战起，所有铁路一律停办。无论如何，天津至山海关附近总算通车，为一八九四年前中国最长地一条铁路，约二百英里，然已得之不易。
五、炼铁及纺织工业
机器局、造船厂所需地煤铁，俱来自外洋求嗣法事。一八七二年李鸿章已谓“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闽、沪各厂，日需外洋煤、铁极伙，中土所产，过不合用，……无怪洋铁销售日盛”。开平煤矿解决了燃料问题，可不曾解决材料问题。中国铁矿既未开采，炼铁亦非咄嗟可办，均要相当地时间与财力、技术。可枪炮制造，急不容缓。机器局须推广设置，铁地需要数量随之而增。一八八五年三月，中法战争尚在进行之时，左宗棠力言必须另开大地铁矿，添置机器，从事炼冶，始可免向外洋购买。最后促成其事地为张之洞。
张之洞于一八八四年受命督粤，北圻前敌军火多赖他接济，不惜重金分向欧、美广求利器，可十分艰难，种种吃亏求嗣法事。战后决将广州机器局扩充改新，自行采矿炼铁、作根本之图。广东每年有相当数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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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器出口，他以为两广产铁不少，广东铁质优良，不必再行开矿，即可设厂炼铁，遂开始筹备求嗣法事。初拟修造芦汉铁路时，每年进口之铁约值三百万两，如仍取之海外，则漏卮太多，主张先行积款、采铁、炼铁、教工，待新铁之采日旺，旧铁之炼日精，积款已足，路工已娴，再行开建，朝廷从其所议。时张已向英、德定购机器，延聘矿师、洋匠。及张调湖广总督，他地继任者说是广东地铁砂不丰，财力亦难负荷，不主在粤建厂。既有此阻力，张得知湖北有大冶铁矿可开，欲一手完成炼铁事业，即请将所定机器移至湖北，厂址定为汉阳，时为一八九0年六月。此即日后举世闻名地汉阳铁厂地由来。
除原有地机器外，张之洞又自比利时添购，工程师中有英人亦有比人求嗣法事。汉阳铁厂地主要任务为制造铁轨，其后芦汉线虽然暂时缓办，关东线又开始兴筑。一八九三年十一月，铁厂告成。一八九四年开始出铁，每日一百吨。此时全亚洲皆无铁厂，上海各报大事宣传。究之实际，成本过高，品质又不见佳，并不能与洋铁竞争。支援制造枪炮为汉阳铁厂地另一使命，至一八九五年，尚无所成。统计六年内用款达五百数十万两。规模较上海、天津两局为大。
五口通商以来，输入中国地商品，在正规贸易中，以纺织品为主，第一为棉纱棉布，其次为呢绒，沿海地区先受到影响(见86页)求嗣法事。左宗棠到西北后，以甘肃盛产羊毛，可用以织褐织毯。一八七一年设立兰州机器局，除制军火外，并自造机器，试制洋绒，进而添购绒呢机器，由上海德国洋行承办。一八八0年成立机器织呢局，技师尽为德人。左离西北后，德人以合约期满回国，织呢局锅炉破裂停工，为时仅约三年。另一原因为成品地质量、售价均不能与洋呢相争。
一八五六年以来，英商两次谋在上海设立纺织厂未准求嗣法事。一八七五年，李鸿章有感于英国洋布输入为中国耗财大端，亟宜购置机器仿织，期渐收回利源。不久天津、上海均有人愿意承办，获得李鸿章地协助。一八八二年，李再向中枢陈述“各国通商以来 ，进口洋货日增月盛，核计近年销价，已至七千九百余万两之多，出口土货，年减一年。进口洋货以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口销数至二千二三百万两。洋布为日用所必需，其价又较土布为廉，民间争先购用，中国银钱耗入外洋者实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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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不得不设局仿造，以分洋商之利求嗣法事。是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享有十年专利权，这是第二个非军事性地企业。曾任洋行买办地郑观应为初期地主要筹划人，可困难重重，中法战争地影响尤大。股本至一八九0年始行募足，有三万五千纱绽，五百余台布机。终因官为总办，弊端丛生，三年后毁于火，损失不赀。
一八八八年，张之洞筹设广州织布纺纱官局求嗣法事。张督鄂后，一如铁厂，亦移至武昌，名曰湖北织布局。一八九二年开工。有纱绽八万枚，布机一千台。一八九四年又募集商股，开办湖北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与织布局合称为湖北纺织官局。织布局为官办，余为官商合办。张地愿望是能将盈余拨补汉阳铁厂，亦即以民生工业所获之利，作军事工业地佐助，实际上未曾做到。
一八九一年上海又有一官商合办而非官督商办地华新纺织新局，此与上海机器织布局地十年专利，只准他商附股，不准别行设局地规定，自属违背求嗣法事。它之得以设立，是商人不信任官府，不愿附股于官督商办地企业，李鸿章或感于办法有变通地必要，华新局地规模又不甚大，股东复为有力之士，如江海关道聂缉□[上规下木]，①所以特予许可。最后作为华盛机器纺织厂地分厂。
上海织布局被焚后，津海关道盛宣怀及聂缉□[上规下木]奉李鸿章之命于一八九四年，在该局原址另行筹设求嗣法事。名曰华盛机器纺织总厂，仍为官督商办，并于上海、宁波、镇江等处招商分设十厂。预定总厂纱绽为七万枚，布机一千五百台，各分厂二万枚至四万枚不等，布机二百至五百台不等。一日夜可出纱一千包，出布—万匹，每年共值银二千五百万两(时进口纱布共值银五千二百万两)，仍享有十年地独占权，纱布如果出口，除关税外，概免内地沿途税厘。此一新地纺织厂，即由盛宣怀督办。
①曾国藩之婿求嗣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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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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