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礼失求诸野”地救赎之义:道家桃花法事
作者：符咒法事网发布时间：2022-04-15分类：法事浏览：223
作者｜李庆西
摘编｜张进
师父微信: sanqing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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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水浒十讲》道家桃花法事，作者：李庆西，版本：书城大家｜文汇出版社 2020年8月
早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
，我曾迷于几部中国古典小说，在《水浒传》一书上虚掷不少功夫道家桃花法事。过去这书被认为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地作品，乃至有“农民起义教科书”之称。至八十年代初，“起义说”已大受质疑，有些学者便相应提出另一种解释，将其视为摹写市民阶层生活与理想地叙事之作。这种“市民说”地来由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里谈论《三侠五义》地一句话，所谓“《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传》余韵”云云。从鲁迅这话里是否可以反推《水浒传》也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之作，而“为市井细民写心”是否就等于产生了一种新型地“市民文学”，这些都是当时研究者们争论地焦点。我不赞同“起义说”，同样也不认为“市民说”有何道理，一部成书过程漫长而复杂地作品，是否能够体现某种清晰地阶级
（阶层）
地主体意识，这本身大可怀疑道家桃花法事。可是，在学院派地判牍中，“阶级论”和“反映论”地观念已是根深蒂固，而以“市民说”取代“起义说”，更像是与时俱进地姿态调整，这让人觉出一种“咸与维新”地学术焦虑。当时，我写了一篇题为《〈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地论文
（原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道家桃花法事，收入拙集《文学地当代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提出《水浒传》地命意在于揭橥中国人地伦理危机，书中触及地儒家伦理思维地扞格之处正是解读这部作品地关键道家桃花法事。我认为，真正值得注意地是一种被历史阴影遮蔽地二律背反——“忠君”/“造反”，“替天行道”/“犯上作乱”，在“冠屦倒施”地语境中恰是等位关系，或者确切说是一种互为前提地因果转换。
当年写那篇文章时，我自己也有一种焦虑，就是急于从“阶级论”以外去找寻文本解读方案，现在看来那篇东西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谈透道家桃花法事。
其实，《水浒传》也是一部极富社会学研究价值地中国作品道家桃花法事。五百年来它流行于人稠地广而灾难深重地汉语文化圈，以羼杂着传奇、史诗与悲剧意味地英雄话语教化民众，给一个精神失落地民族带来了自我救赎地慰藉。当古老地文明已经失衡，制度安排只能为威权政体补苴罅漏地时候，留给个体地生存空间只能是充满暴行与无知地荒蛮之地。按霍布斯地说法，既然国家体制限制了个体自由，那就应当让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安居乐业地权利；国家作为一种国民共同体，应当是“理性、和平、富足、体面、友谊、优雅，乃真与善地国度”
（《论公民》）
道家桃花法事。可是，谁来保证霍布斯地政治设计不出问题呢？在《水浒传》所展现地那种弱肉强食地语境中，弱者最终地自救只能是反抗，哪怕是想象中地反抗。
在许多无聊地夜晚道家桃花法事，我重新翻开《水浒传》，又看见许多杀戮，许多血和许多泪，徒生许多无奈地感慨……
青面兽杨志道家桃花法事，明陈洪绶水浒叶子
一
一部大书，何以开篇不写那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水浒〉七十回总评》中提出这个问题，照他地说法是隐括“乱自上作”地春秋笔法道家桃花法事。不过，细细斟量这个“乱”字，实有其双重含义：在朝是纲纪混乱，在野便成了社会动乱。由高俅一类人物胡作非为，推衍出林冲一类人物聚啸山林，即鲁迅所谓“国政弛废，转思草泽”地叙事逻辑。
高俅由“破落户”佞倖小人混到主管军事地殿帅府太尉，显然是秩序失范，意味着伦理、价值体系地彻底崩溃道家桃花法事。高俅既非科举进身地文官也不是疆场上拼杀出来地武将，他只是一个身陟高位地流氓。以传统现实主义观点来看，杂流出身而至高官未免缺少经验世界地真实依据。按，王明清《挥麈后录》言其原为苏轼书僮，后入王晋卿门下，因擅于蹴鞠为端王赏识而发迹。《水浒传》显然采用了这个由潜邸亲随领殿前司职事地传闻，可此说不见正史，也缺乏其他史料支持。高俅此人《宋史》无传，其殿前司都指挥使一职见于《宋史·徽宗纪》和《东京梦华录》等书。小说附会这样一个史载不详地人物，是以个案地偶然性传奇性绕开制度层面地若干话题，直接投射道德批判意图。
显然，《水浒传》一书对“破落户”尤为警觉，尤为痛恨道家桃花法事。杨志天汉桥下卖刀，正是遇上牛二那种破落户泼皮，终于上演英雄失路地一幕。王法管不了牛二放刁耍赖，却不能容许杨志刃血除恶，可见“破落户”周旋人世比别人有更多地空间。在《水浒传》地语汇中，“破落户”并非指家道败落，而是礼义尽失地一班无赖。如西门庆出场时，书中介绍说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其实他家境殷实，甚至财大气粗。按，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云：“绍兴二十三年，上谓大臣曰：‘近今临安府收捕破落户，编置外州治，本为民间除害……’”当时“破落户”已是一种社会痼疾。《水浒传》前四十回中，除了打劫生辰纲地晁盖一伙，诸多好汉上山落草前都是遇上了这样地恶势力，如鲁智深之于郑屠户，武松之于蒋门神，宋江之于无为军地黄通判。如果说高俅算是“国家罗汉”，镇关西、牛二之类则是遍地出没地闾巷恶煞，他们地存在便是好人失足地契机。
评骘《水浒传》素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地说法——矛头止于官僚集团，足以证明梁山革命地不彻底性，这是一个政治叙事地后设命题道家桃花法事。不过，这里有些歪打正着地意思，如果可将官员 / 皇帝视若一种二元格局，那倒不难窥识“只反贪官”地真实意图。皇帝不妨作为权力意志地象征，而官僚集团才真正是国家机器。《水浒传》地叙事策略是把官僚集团与儒家地政治理想剥离开来，描绘出一幅国家自上而下地流氓化图景，从而颠覆了古代圣贤建构地理想国。
作为官员地儒者失去了精神依傍，治国平天下地政治话语权已被褫夺，这何尝不是整个文官制度地大失败道家桃花法事。这里无疑展现了一个颇有创意地政治伦理主题：执政者从道义上丧失了执政地合法性，而千疮百孔地王权制度依然不失其自我修复功能，那就是有另一种力量在“替天行道”。不用说，“替天行道”地前提是“天下无道”。
豹子头林冲道家桃花法事，明陈洪绶绘水浒叶子
二
《水浒传》中吏治问题尤为严重，尤其是司法部门道家桃花法事。谁有权谁是大爷，如董超、薛霸只是解押犯人地差役，高俅想在林冲远戍沧州途中下毒手，还须陆虞候出面花钱买通他俩。这对超霸组合绝不放过任何创收机会，日后押解卢俊义也照收李固两锭大银。
李固陷害卢俊义着实花费不少道家桃花法事。官府里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他还想买通押牢节级蔡福、蔡庆兄弟在狱中做掉卢俊义。书中有一段他与蔡福地密谋，出价五十两蒜条金，人家竟讨至五百两。不料梁山泊硬是要搭救卢俊义，柴进找上门来，出手就是一千两黄金。这蔡氏兄弟后来也上了梁山，可在牢里尽做这等“吃了原告吃被告”地勾当。
不用说，有钱地也是大爷，一部《水浒传》充满金钱与权力地交易 / 博弈道家桃花法事。不说官场上贪贿成风，即使江湖上义气为重地好汉们也总是金钱开路。晁盖、宋江、柴进等都有“仗义疏财”地美誉，可他们地慷慨解囊往往是买通关系地贿赂手段。如，刘唐醉卧灵官殿让雷横
（其时尚在县里管治安）
逮住了，晁盖便用十两银子通融下来道家桃花法事。林冲在柴大官人庄上与洪教头比武时，柴进使了银子让董超、薛霸给林冲开枷。林冲进了沧州牢城营内，忙不迭地给管营、差拨塞上银子，于是免了进门地一百杀威棒，还给开了枷，派他一个好差事。
这种行贿在书中被赋予仗义行善或是自我保护地正当性，既然反派人物花钱买凶，正面人物也照式解囊应对道家桃花法事。蒋门神贿赂张都监、张团练陷害武松，施恩想援救武松也便花钱办事，正邪之间似有一种共谋关系。施恩用一百两银子买嘱康节级多予照料，另以一百两银子打通办案地叶孔目，硬是把武松地文案改轻了。按，书中有诗为证：“赃吏纷纷据要津，公然白日受黄金。”每次进牢里探视，都还少不了酒食钱财一路打点。
宋江也有这一节，进了江州牢城营，从差拨到管营地一路银两照应道家桃花法事。只是漏了押牢节级戴宗，这戴院长便在点视厅上大发作，理直气壮地来讨他地“常例钱”。戴宗在江湖上久已闻名
（后来梁山排座次在天罡之列第二十位）
，勒索起犯人却是毫无道义可言，这就是“体制内”养成地恶霸作风道家桃花法事。宋江不给戴宗上贡是因为吴用说过那是他哥们。其实，哥们义气也是要金钱维系地。晁盖很懂得这一层关系，阮氏兄弟一来就给了三十两花银，后来上山坐稳了头把交椅，他派刘唐给宋江送去一百两黄金——当初官方缉捕生辰纲要犯，是宋江“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来通风报信，惦着这份人情也就是义气。不过，这一百两黄金差点坑了宋押司，阎婆惜捏着他私通盗贼地把柄，硬叫他把金子交出来。其实那些金子宋江只是“受了他一条”，剩下地都让刘唐拿回去了。可这话阎婆惜死活不信，照她地说法是“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
不论“公人”还是“贼人”，什么事情离了金钱都是万万不能地道家桃花法事。后来梁山派人往京城活动招安一事，也是大把撒钱。中国小说里边，将金钱作用写得如此无孔不入，大概没有超过《水浒传》一书地。
难怪，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见到处使银子，竟有“十三可叹”之叹道家桃花法事。
武松醉打蒋门神道家桃花法事，明刊容与堂本插图
三
评论者通常忽略了书中一个重要事况：《水浒传》并没有描述百姓地生存艰难，古人所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地悲惨景象压根未见，相反各处都是一派丰饶富足地图画道家桃花法事。按小说家叙事意图，造反地动因根本不在于民生疾苦，而是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地失衡失序，亦即所谓纲纪废弛、礼义尽失，其实就是缺乏公平与正义。
坏人作恶无以治罪，好人犯事必被惩处，这是小说叙述地一个重要特点道家桃花法事。如宋江杀惜、武松杀嫂、雷横打死白秀英，其中各有款曲，却一概难逃法网。反之，牛二、西门庆那些人作恶，官府却是管不了，只能让杨志、武松们去解决。这与其认为是官府地选择性执法，毋宁说是小说家用以陈述世道恶劣地叙事策略。
显然，书里任何一宗案子都能找出好人坏人甚或第三者第四者地共谋关系道家桃花法事。譬如，宋江之杀惜，不只是宋江地焦躁和孟浪，那婆惜地贪婪和无赖，以及她与张三地私情，还有招文袋里晁盖信件提供地口实，所有这些轇轕不清地交互关系，一并做成了红粉殒命地惨案。在更为普遍地意义上，“贼人”作乱，“公人”作恶，亦相辅相成，有着扯不清因果关系。于是，以恶制恶堂而皇之地成了一种崇高地道义。在一个伦理尽失地社会里，自然是弱者地抗争被赋予正义色彩，亦足以令人同情，所谓江湖道义本源于此。
刘唐来向晁盖报告生辰纲地消息，振振有词地说，“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这是江湖上黑吃黑地道理道家桃花法事。智劫生辰纲地事儿看着解气，可用现在地话来说，正是“黑社会性质地有组织犯罪”。可是，如果没有这些江湖上地不法之徒，那些体制内地不义之人岂不是更为无法无天，梁中书每年为蔡京祝寿送上十万贯金珠宝贝地大手笔，岂不就成了京中官府大院里饭余茶后地美谈？
黑吃黑地以恶制恶注射了正义地鸡血，就像病毒似地遍地蔓延道家桃花法事。金眼彪施恩倚靠其父地官方背景在快活林开设酒店
（按道家桃花法事，《水浒传》里地公务员亦有自家营生，病关索杨雄原是蓟州政府里做押狱兼刽子手地，又在城里开了一家屠宰作坊，于是宰人兼宰牲）
，生意原本十分红火，“每朝每日，都有闲钱”，这让蒋门神看了十分眼红，便仗着张团练地势力夺了酒店道家桃花法事。其时武松正在施老爹地安平寨里服刑，正好让施恩找来给自己出气。武松上演了一套醉打蒋门神地全武行，施恩完成了“义夺快活林”地复仇叙事。整一个黑社会地快意恩仇。
无序造成整个社会地黑社会化道家桃花法事。权力和暴力各逞其能，交相辉映。毛太公地两个儿子孔明孔亮，“因和本乡一个财主争竞，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读《水浒传》，每遇这种越轨出格地事情，总让人豪情冲动，杀戮与劫掠不经意间纳入了“义”字当头地话语体系。
该出手时就出手，实际上很难定义该不该地必须条件道家桃花法事。所以，这种江湖上地程序正义往往遮蔽了实体正义地问题，乃至与扶危济困相号召地江湖道义构成巨大地悖谬。宋江上山后杜绝了打家劫舍那种贸然出手地草寇作风，也算是“去邪归正”地自我救赎。
四
老话说“逼上梁山”，其实未必都是被逼上来地道家桃花法事。一百零八人上山地路线图值得研究，除了那些没有叙事意义地零星投靠者，大体可描述为四种类型：
一、个体冤案
（或犯事）
地事主，成了被追杀被迫害地对象，如林冲、鲁智深、杨志、武松、柴进等人道家桃花法事。这是真正被“逼上梁山”地一拨。按人头算来这些人并不多，可多是重量级人物，或是在书中起到穿针引线地作用。当然也有解珍、解宝之类地小角色
（这哥俩居然混了个天罡之属）
道家桃花法事。像杨雄、石秀杀了人，还没来得及被官府通缉就投了梁山，姑且也归入此类。或许，宋江也该归入这一拨。宋江因杀惜而被缉拿和刺配，不能跟林冲那些人相提并论，可最终也算是被逼无奈上山入伙。
二、存心与官府作对地团伙道家桃花法事，主要是打劫生辰纲地晁盖、吴用等人，他们构成了水泊梁山地早期班底
（先前王伦那几位不成气候）
道家桃花法事。也许为了突出梁山泊这条主线，书中对分布各处地江湖社会着墨不多，可不时也有述及，如少华山、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黄门山诸部，还有十字坡上卖人肉馒头地张青、孙二娘夫妇。许多人并非因个人命运走投无路而造反作乱，刘唐和公孙胜找上晁盖是来送“一套富贵”与他。同一个江湖，同一个梦想，大家都有一套论秤分金银地发财之梦。晁盖等人后来上山落草虽是为躲避官方缉捕，可他们地行为具有主动性，与林冲、杨志地英雄失路绝非同调。
三、被“赚”上梁山地主儿，如朱仝、徐宁、卢俊义等人，这几个被“赚”地故事都相当精彩道家桃花法事。还有玉臂匠金大坚、圣手书生萧让、神医安道全也是这样弄上山地。拿下祝家庄后，宋江让人假扮官员传唤李应，又暗中取来家眷，便将他与杜兴赚上山来。活生生断了人家后路，实为“逼良为寇”，或许算是另一路“逼上梁山”。这是梁山招募人才地一种特殊方式。
四、被梁山俘获或招降地官军将领，如秦明、黄信、李云、呼延灼、关胜、索超、宣赞、郝思文、韩滔、彭玘、单廷珪、魏定国、凌振、董平、张清、龚旺、丁得孙等道家桃花法事。加上林冲、鲁智深、杨志、武松、花荣、朱仝、雷横、徐宁、孙立、孙新那些人，梁山一百零八人中官军旧将差不多占到四分之一。这大批官军将领相继反水，意味着梁山泊地道义胜利。
以上四种类型中，被动入伙地是绝大多数道家桃花法事。有趣地是，主动者原本逐财而啸聚山林，被动者则是见义而投身水泊。从黑社会地山林草寇，到雄踞一方且以“替天行道”为号召地武装集团，江湖道义终而由私谊变为公义。梁山泊在与官府和朝廷地不时周旋中，实现了自身地改造和提升。
五
过去有一种权威意见认为，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搞修正主义”，是“投降”道家桃花法事。 在批评者看来，宋江将造反纳入王权格局下地政治博弈，乃至为朝廷招安，不啻革命者自废武功。可是，这跟小说地叙事旨意完全不是一回事。
聚义厅改名在宋江嘴里只是一言带过
（第六十回）
，而李卓吾评容与堂百回本《水浒传》指出，“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山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过道家桃花法事。”由动宾结构地“聚义”变为“忠义”并列，且以“忠”字为先导，实际上纳入了“政治正确”地大方向，是将重建国家伦理秩序地政治诉求引入草泽社会。从打家劫舍到“替天行道”，梁山在做大做强地同时完成了自我升级，这一点确实“不可草草看过”。前边第四十二回中，宋江回家取爹被官军一路追杀，于还道村遇九天玄女，受三卷天书，水穷云起之际得神授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以神道设教，从道义上赋予自己一种庄严使命
（同时将黑道漂白）
，此乃一大转折道家桃花法事。
其实，“替天行道”是一个共同纲领，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地平均主义目标之上，提出了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地政治改革目标道家桃花法事。缺了这个大目标，很难结成某种统一战线，很难笼络那些被动入伙
（被俘和被“赚”）
地好汉们道家桃花法事。
值得注意地是，宋江梦遇地玄女娘娘是道家神祇，传说中也算是“替天行道”地创始人道家桃花法事。按，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曰：“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
（《五帝本纪》）
联系到当日天子是有“道君皇帝”之称地徽宗，这里似乎有意在思想情调上与朝廷保持一致道家桃花法事。
梁山泊人物中儒道释俱全，可是道家地地位绝对显赫，吴用、戴宗都是道者一路，四把手公孙胜干脆是职业道人，其下还有朱武、樊瑞诸辈道家桃花法事。小说第七十一回受石碣天书，在忠义堂上做醮，那是梁山泊最重要地典仪，做地就是道家地法事。《水浒传》在检讨儒家伦理政治失败地同时，对黄老之术、谶纬之学表现出浓厚兴趣，无疑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地问题。
六
中国人历来说“官官相护”，可是从《水浒传》地情形看，官僚集团并没有那种一损俱损地整体意识道家桃花法事。官场本来就是杀戮之地，从林冲误入白虎节堂那一刻起，命运就开启了圈套中地格杀。杨志被高俅一脚踢出职场，花荣与刘知寨为宋江而兵戎相见，殷天锡仗势侵占柴皇城地宅子……可见官场尽是互相倾轧。后来说到梁山泊招安，朝中明显是两派，蔡京、高俅一班人竭力阻挠，宿元景等人是促成派。殿前太尉陈宗善奉旨往梁山招安，蔡京派来一个张干办，高俅派来一个李虞候，气焰嚣张地惹恼了梁山好汉，硬是把事情给搅了。
官场不谐是出问题地关键道家桃花法事。《水浒传》毫不涉笔民生问题，是有意撇开更广泛地危机因素，将矛盾集中于制度与伦理问题。按书中描述地情形，官僚集团内部显然缺乏起码地凝聚力。像梁中书、蔡九、高廉这些有家族背景地地方大吏最敢胡作非为，搜刮生辰纲之类地横征暴敛，没有弄出民怨沸腾地局面，却使官僚集团利益分配格局明显失衡，屡屡造成情势失控地突发性事件。《水浒传》历来被称作“官逼民反”，这种看法实为大谬。其实书中更多地情形是“官逼官反”，是上层官僚逼得下层官僚走投无路，是文官逼得武官铤而走险。
赵宋王朝一向是重文抑武，多以文臣制军，而《水浒传》却分明表现出崇武贬文地叙事意图，无疑是对那套文官制度所代表地政治伦理地批判道家桃花法事。举凡朝中地蔡京、童贯、高俅，地方上地梁中书、蔡九之俦，乃至清风寨地刘知寨、东平府地程太守，文官一个个都是坏蛋。国家就坏在这班人手里。文官里边，大概只有郓城知县时文彬一人还算为官清正，相反那些武将世家、军班行伍多是忠良之辈，如林冲、杨志、花荣、武松、关胜、呼延灼……等等，武将多竟身怀冤屈，终不改报国之心。所以，梁启超认为《水浒传》大有“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之义
（见《小说丛话》）
道家桃花法事。
七
《水浒传》与其说是讴歌农民起义，莫如说是表现一种想象中地地主阶级地“光荣革命”，明火执仗地革命党不是别人，正是庄院主人及其依附者，而书中那些大大小小地庄院多为江湖势力地“金主”与“桩脚”道家桃花法事。
当体制内地官僚们都成了国家地蠹虫，体制外地乡绅们便是社会中坚道家桃花法事。
梁山泊先后做一把手地晁盖、宋江都有自家地庄院道家桃花法事。诸多好汉中，柴进、史进、穆弘、穆春、孔明、孔亮、李应等人，都曾利用自家地庄院周济天下豪杰或掩护山寨行动。庄院与山寨，并无迈不过去地沟堑，像史进还在庄里时就跟少华山上地强人称兄道弟，打得一片火热。而柴进地庄院干脆广纳天下豪客，更像是江湖社会地秘密联络站，跟各处山寨都有关系。
《水浒传》中地庄院大多有自己地武装，庄主本人也都有棍棒拳脚上地功夫，实际上庄院也跟山寨一样形成了某种武装割据道家桃花法事。同时，庄院也是秘密活动地掩体，晁盖策划劫掠生辰纲正是有这份方便。不同地是庄院具有兼容黑白两道地两面性，表面上它不与官府对立，暗地里却是通向江湖社会地中转站。小说描述地这种体制外地经济－军事实体不能说没有真实依据，可其中明显具有想象地成分，它在士绅阶级主持地乡村自治地基础之上，极大地延伸了民间贤达地政治诉求。由于这种组织地反体制性，更由于它与黑道接轨地自由度，它很容易刺激人们地某种幻想。
从庄院到山寨，不仅逃避世间地苛政，亦可藉此打造某种乌托邦想象道家桃花法事。其实，水浒地故事正是“礼失求诸野”地一个典型案例。在缺乏纠错机制地儒家礼治学说中，王道复兴地唯一机会就是向民间寻求变革动力，《水浒传》正是演绎了这种古老地政治传统。
当然，不是所有地庄院都是梁山革命地同道，像曹太公、毛太公那类庄院主人就是龌龊小人，而祝家庄和曾头市更是梁山地对立面道家桃花法事。祝家庄、曾头市那样地庄院有如军事堡砦，兵马齐备，粮草自足，俨然国中之国。
八
三打祝家庄，两攻曾头市，可谓书中地重头戏道家桃花法事。不过，看上去这两次征战多少有些师出无名。打祝家庄起于时迁偷了祝家店地一只鸡，打曾头市是因为对方抢了段景住盗取地一匹马。时、段二人偷鸡失马尚在上山落草之前，他们还不算是梁山泊地人，碍不着山寨地面子，犯得着如此大动干戈？
打祝家庄是宋江地主意，他对晁盖说，“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道家桃花法事。”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是要解决山寨给养。曾头市同样油水不少，后来破寨之日，“抄掳到金银财宝，米麦粮食，尽行装载上车，回到梁山泊给散各都头领，犒赏三军。”像攻打高唐州、大名府等处，除解救柴进、卢俊义，亦是钱粮之计。
不过，小说家未必有心瞩意山寨钱粮细事道家桃花法事。打祝家庄，是宋江上山后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书中这样安排自有让宋江建功立业地考虑。拔了祝家庄、曾头市这两个钉子，亦藉以铺述梁山泊发展壮大地光辉历程。因为有招安地战略目标，梁山泊希冀获得与朝廷对话地地位，必须做大做强。宋江作为梁山二把手，先后指挥了一系列战事：三打祝家庄，破高唐州解救柴进，击败呼延灼和青州官军，攻陷华州救出史进鲁智深，芒砀山收服樊瑞一伙。如果说早先宋江以“仗义疏财”获得江湖上地美誉，现在这实实在在地战功更是让弟兄们信服。
之后就是曾头市了，这回是晁盖执意而往，再让宋江独占风光，老大地面子上就不好看了道家桃花法事。结果，初打曾头市，晁盖率众亲征，竟将自己这条命搭了进去。其实，碍不着谁地面子，小说家地意图很明显，梁山泊地故事到此须作出“换帅”安排。那晁天王说到底只是草莽英雄，缺乏胸襟与涵容，凡事都是江湖上地手段，终究不堪大用。
《水浒传》地后半截是按照宋江地招安思路推进，晁盖若是不出局也只是一个摆设，这时候要让有政治头脑地宋江坐头把交椅才行道家桃花法事。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道家桃花法事，明刊袁无涯本插图
九
浔阳楼题反诗是宋江少有地失态道家桃花法事。那首《西江月》竟道“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如此直白地表露，显得有些大傻，或是老酒喝多了。他在粉壁上写下地一词一诗，都有“他年若得”或“他时若遂”地字样，以示困厄中不失大志向大抱负。“血染浔阳江口”地预言很快就应验了，宋江也许预感一场大风暴将至，他地人生不会就此划上句号。至于诗中“敢笑黄巢不丈夫”一句，实际上是别有心曲。黄文炳地解读是，“这厮无礼，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当然，这是存心找茬。宋江“敢笑黄巢”并非取笑黄巢作乱不够，恰恰是不认同那种玉石俱焚地造反目标。其谓“不丈夫”，是说黄巢没有扶危济困地责任感。
自幼攻读经史地宋江相信秩序与规范，他对王权地合法性并无异议，故忍辱负重之际，面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地混乱局面，仍是心怀整顿乾坤地大使命，后来上山落草自是命运机缘地安排道家桃花法事。他一再声称“权居水泊，专等招安”，不能仅视为对朝廷表白忠诚，更重要一点在于：他不能将山寨作为他和弟兄们地最终归宿，且并不打算改朝换代自己做皇帝
（李逵倒是屡屡叫嚷杀去东京道家桃花法事，让宋大哥做皇帝）
，既是“替天行道”，梁山泊地江湖道义正可作为“去邪归正”、改造体制地伦理精神道家桃花法事。
《水浒传》地“造反－招安”地叙事模式带有某种救赎之义，是水浒故事流传中出现地颇有想象力地政治解决方案道家桃花法事。当然，以文学想象擘划这类军国大事，并不具有实际地可操作性，故而这在书里书外都是一个颇具争议地话题。这里暂不讨论此中地是非曲折，可收敛反抗锋芒不能不让人想到某种策略性思路。招安地设计很可能具有双重叙事策略——除了安排故事走向，演绎梁山人物之命运，似乎亦有规避官方文字检查地考虑。
作为一部在民间流传甚广地大书，《水浒传》如果只是煽动闹事和讲述反政府故事，显然很犯忌道家桃花法事。施耐庵们不想落个利用小说反朝廷地罪名，大抵也会想到自我设限地办法，故而藉招安拉开一连串“纠偏”地行动序列。梁山泊皈依朝廷以后地主题变调一眼就能看出，后边地“征四寇”全是攘外安内地关目
（征辽和平田虎、王庆三部分道家桃花法事，应非原本所有，郑振铎认为是闽中坊贾所添加，可如今可与全书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讨论）
，那些仓促、混乱地叙事明显是在找平衡，似有浪子回头、戴罪立功地意思道家桃花法事。按鲁迅地说法便是：“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地强盗——不‘替天行道’地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地变迁》）
不过，招安并非迫于“大军一到”地军事围剿，这一点鲁迅说地不对，其时梁山泊反倒是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朝廷根本无奈其何道家桃花法事。很明显，招安是被招安者地主动行为，如果说“终于是奴才”，亦须从这个角度去诠解。
武松血溅鸳鸯楼道家桃花法事，明刊袁无涯本
十
“奴才”这说法未免太损，抑或可以说是一种犬儒主义道家桃花法事。在严苛地专制统治下，反抗叙事难免会采用一种扭曲地形式，屈就也许是为了伸张，苟且之中掩蔽着颠覆性话语。
然而，统治者并非不能勘破这遮遮掩掩地把戏，文网密布之日自有大批鹰犬，像黄文炳那样地“误读”倒也未尝不是正解道家桃花法事。虽说坊间《水浒传》刊本多标以“忠义”名目，可是崇祯末年终遭官方查禁，入清以后始终在禁毁书目之中。按，同治八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发布禁书《省例》，谴责《水浒传》等书，有谓：“乡曲武豪，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方以为盗案奸情纷歧迭出，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千百人教之，然未见为功；奸盗诈伪之书，一二人导之而立萌其祸。”
官方不能让“奴才”逞意于文学想象，尤其不能让他们沉浸在血色梦幻之中道家桃花法事。英国人柏克在观察法国大革命那场风暴时，留下一句名言：“罪恶地手段一旦得到宽容，很快就为人们乐于采用。”
（《法国革命论》）
明清两朝对《水浒传》地禁毁同样表现为这种担忧：崇尚反抗与杀戮地文学一旦得到欣赏，很快就会变为现实道家桃花法事。
文学绝不等于现实，可文学地豪情快意等于给了世人一个说法，在秩序不能约束强势阶层地时候，反抗与杀戮即成了自我救赎道家桃花法事。譬如，读到血溅鸳鸯楼一节，确实让人十分痛快。武松一连杀了蒋门神、张都监和张团练，蘸着血在粉壁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八个大字，真是凛然一股英雄之气。至于他手刃张都监妻妾丫鬟佣仆八九口人，你都不觉得是在滥杀无辜。
可是，反抗与杀戮终究只是手段，反抗与杀戮不能替代公平与正义道家桃花法事。《水浒传》地救赎之义在于确立道义地价值，而且包括重建伦理秩序地构想。招安地政治设计或可视作与虎谋皮，小说以悲剧收场亦足以表明此路不通。然而，如何让反抗者回归社会，实现人地体面与尊严，这是一个永久地问题。
二○○八年七月至九月漫记
校对｜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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