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术”到底是怎么害人的 十大害人符咒 10大害人法术 诅咒小人咒语

“巫”字在中国汉代以前的古籍中没有记载。有人认为《易经》中的“卦卦”与巫术有关，完全是牵强附会。易卦的“绝招”是旧“理”的通行证，与巫术的“绝招”无关。

法，蛊惑也。顾，其古音和“鬼”字都是假的，故在《说文》中记载：“死了的鬼也是个顾。”；同时，也使用了“诅咒”的方法。可以说，“巫术”是女巫和鬼魂的巫术或诅咒(诅咒)的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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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记载“巫术”起源于胡武，从匈奴传入中国，也很有道理。因为匈奴人信奉的萨满巫术与史书上记载的巫术操作方法非常相似，就是用泡桐木制作木偶，上面写着被诅咒者的名字、出生日期，然后通过捉弄他人、施魔法、诅咒等方式将木偶放入被诅咒者居住的地方或附近。经过这样的魔术，信徒们相信被诅咒者的灵魂可以被控制，他的生命可以掌握在施法者手中。

自从战国晚期开始，由于当时战乱导致的民族迁徙和融合，使得匈奴萨满巫术渐至中土，逐步流行，无论是下层百姓和上层王公贵族，皆对巫术深信不疑。

武帝继位之初的元光年间，皇后陈阿娇失宠，也曾使用巫蛊之术诅咒过刚刚得武帝宠爱的美人卫子夫。武帝发觉后，就把昔日金屋藏娇的表妹皇后废黜，受此事件牵连，被杀的女巫和宫人多达300人。但当时的巫蛊案件，仅限于皇宫内廷，对于国内政治影响很小。

武帝征和元年冬天开始的巫蛊之祸，影响就太大了，甚至延绵数年，牵连诛死者甚众，而且都是与皇族有关的公卿大臣，甚至包括了皇太子刘彻、皇后卫子夫，丞相公孙贺、刘屈氂，诸邑、阳石二公主，以及三个武帝皇孙，而牵扯入内的公卿大臣，更是多而又多：江充、韩说、章赣、苏文、石德、赵破奴、任安、暴胜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张富昌、李寿、马通、马何罗、景建，等等。汉朝政治中心的都城长安，也在此次重大政治动乱中流血成渠，平民死伤数万。

巫蛊之祸，成为武帝晚年空前的一场政治乱局，对日后的大汉朝运祚影响深远。

宋朝大文士洪迈在其《容斋续笔》这样评说道：

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武帝居建章宫，亲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疑其异人，命收之，男子捐剑走，逐之弗获。上怒，斩门候，闭长安城门，大索十一日，巫蛊始起。又尝昼寝，梦木人数十，持杖欲击己，乃惊寤，因是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此两事可谓异矣。木将腐，蠹实生之。物将坏，虫实生之。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由心术既荒，随念招妄，男子、木人之兆，皆迷不复开，则谪见於天，鬼瞰其室。祸之所被，以妻则衞皇后，以子则戾园，以兄子则屈氂，以女则诸邑、阳石公主，以妇则史良娣，以孙则史皇孙。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且两公主实衞后所生，太子未败数月前，皆已下狱诛死，则其母与兄岂有全理？固不待於江充之谮也。

逐本寻源，巫蛊之祸也有它的“科学”解释。

武帝天汉年间，汉朝国内疫病大流行，连霍去病这位天下无双的青年英才，也都在这场汉朝大疾疫中得病而死。这种疫病的最初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匈奴所致。当然，并非匈奴萨满巫师多有能耐能把人咒死，但他们行动后果，导致了疾疫的发生和流行：匈奴萨满巫师指导匈奴军人，将病死的牲畜埋到汉军经过的水源上方，或者将未死的受传染的疫病战马驱赶到汉军军营内，最终造成汉军人马染病。

这种因死马死牲畜造成的病毒，随着汉军的最后凯旋归来，被军人带到了长安等地，造成了疫病在都城和附近地区的大爆发和大流行。

即使在今天，我们对于变种的许多病毒都束手无策，更何况当时科学很不发达的汉朝呢。时人迷信，就把这种致人死命的疫病归结为巫蛊诅咒。为此，年老体弱的汉武帝，更是疑心四起，加之他本人晚年也可能受病毒感染，更加深了他对巫蛊的恐惧。

所以，巫蛊之祸这个历史谜团，其实也不是很难解：主因是汉武帝多疑猜忌的性格，次因是匈奴人最早的“生物病毒细菌战”，辅因是他平时服用的导致幻觉发生的“神仙大力丸”，种种相加，大灾难最后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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